致文家親友的信件

　　毛澤東與外祖文家的長期交往，可寫成一篇篇動人的佳話。鴻雁傳書，有幾多悲歡離合，凡人淚，偉人情；不違原則，不徇私情，有時還近乎嚴厲……
　　發人深思的是，毛澤東致親人的信件中，最早最完整的就是寫給外祖家諸位親人的8封信。
　　文運昌，名士荇，字運昌，又作潤昌、詠昌，排行十六，乃是毛澤東八舅父文玉欽的次子，毛澤東稱他為十六哥。文運昌與毛澤東關係極為親密，且對少年毛澤東的成長產生過重要影響。當毛澤東出生時，文運昌已有9歲，是名符其實的大哥，對小弟，運昌有過長達近十年的用心呵護，因為幼年和童年的毛澤東，直到1902年，差不多全部時間都是在外祖家與諸表兄共度的，這也是毛澤東人生之初一段無憂無慮，沒有任何壓抑的美好時光。最重要的是，當1910年，毛澤東面臨失學並斷送前途的險境時，文運昌給毛澤東指引了一條路：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去學習。這是毛澤東人生第一次大轉折，從此他掙脫故鄉的束縛，開始展翅高飛。此時，文運昌26歲，已從湘鄉東山高小和湘鄉縣立師範學校畢業，他向東山學校引薦，並親自陪同毛澤東進入該校。
　　毛澤東走出韶山沖，眼界大開。此後，他與文運昌關係更密切了，從一般的玩伴而上升到知己和學友。文運昌關心毛澤東的成長，借了不少時論新書如《盛世危言》、《新民叢報》給表弟看。
　　對這段經歷，毛澤東在後來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多有提及，足見印象之深。不過，在20年代以後，他們的關係就有些疏遠了。1922年11月11日毛澤東給文運昌的信說：
　　運昌姻兄：來示接讀。劉君實在無法安置，今劉回鄉，情形請面詢之。弟在此無善足錄，生活奇窘，不足為戚友道也。舅父母一函請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問候。有暇盼兄時賜教言。即頌鄉祺！弟澤東上
　　11月11日
　　原來，在毛澤東略已成名，事業有起色時，文運昌仗著與弟的情誼，有求於他，想讓他幫助安排同鄉“劉君”的工作。這樣的情況，以後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還發生過多次。然而毛澤東卻不願為此詢私情，有時甚至顯出不高興。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又一次接到文運昌的引薦信，毛澤東為此於11月27日寫了一封頗長的回信。
　　運昌吾兄：莫立本到，接獲手書，本日又接11月16日詳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艱難，此非一家一人情況，全國大多數人皆然，惟有合群奮鬥，驅除日本帝國主義，才有生路。吾兄想來工作甚好，惟我們這裏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並無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謀一大小差事俸資接濟，故不宜來此。道路甚遠，我並不能寄旅費。在湘開辦軍校，計畫甚善，亦暫難實行，私心雖想助兄，事實難於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費給周潤芳，因她系澤罩死難烈士（澤罩前年被殺於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諒之。我為全社會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家及我家鄉一切窮苦人包括在內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諸兄弟子侄，及一切窮苦同鄉，但我只能用這種方法幫助你們，大概你們也是已經瞭解了的。……
　　毛澤東這封“家書”，既無情又有情，堪稱中外古今名人書信的典範，其大公無私躍然紙上。
　　毛澤東與表兄文運昌最後一次書信往來是1950年4月19日，信很短，雲：
　　運昌仁兄如晤：接到了你的許多信，感謝你的好意，因忙遲複為歉。吾兄健存，兒孫眾多，可為慶賀。地方工作缺點甚多，應當糾正。如有所見，尚望隨時見告。澤民澤覃均已殉難，知注並聞。
　　順頌安吉
　　毛澤東
　　1950年4月19日
　　毛澤東是個1950年4月19日，毛澤東致文運昌信手跡。多情男兒，一方面鐵面無私，而對過去情誼深銘於心。此信發出後，他惟恐文運昌收不到，又分別寫信給其他幾位表兄弟，詢問文運昌的情況，當年5月7日和12月在給文澗泉、文南松的信中都談到：“運昌兄給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縣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沒有？”直到文運昌來信，他才放心。
　　 不過，對毛澤東的“情”與“無情”，文運昌及諸兄弟一度未能很好把握其中的“辨證法”。建國初，文運昌曾給毛澤東身邊的田家英寫信，開列了14個人，均系毛澤東外祖家親屬，要求照顧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學，毛澤東批示：“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會要說話的。”1950年5月12日，他複文南松的信說：“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
　　從1910年毛澤東出鄉關到本世紀50年代初，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寫給文家親人的信件現存共約20封，其中建國前8封，建國後12封。建國前的信除給文運昌的3封，還有給七、八兩位舅父的4封信。這4封信分別寫於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發自省城長沙，內容是一般的寒喧、間好和家常。這是毛澤東保存至今的年代最久遠的信件，有珍貴的文物價值和史料價值。
　　而最富有教育意義的信件則是建國之後的。粗略統計，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則有致文運昌（4月19日）、文潤泉（5月7日）、趙浦珠（5月7日）、文澗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共5封。1951年到1958年，計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澗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建國後毛澤東致文家親人的信一句古詩可概而括之：“道是無情卻有情。”
　　毛澤東外祖文家，是個大家庭，支系龐大，四世同堂。毛澤東外曾祖父叫文作霖（1797～1824），外曾祖母賀氏（1882年去世），生有三子即文綿薰（1821～1888），文綿芳和文綿薑，文綿薰又名芝儀，即毛澤東的外祖父；毛澤東未見過外祖父，他在毛澤東出生前5年就去世了；毛澤東的外祖母為賀氏（1826～1909），她是一位極慈祥而又好強的女人，毛澤東童、幼年時期得到了她無微不至的關懷，對於奠定毛澤東樂觀、奮發的人生觀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賀氏生有三子三女，即毛澤東的舅父文玉瑞（1853～1920：名正義，字勃生，毛澤東稱七舅和幹爹），文玉欽，名正瑩，毛澤東稱八舅，丈正材（早夭），毛澤東的大姨媽鐘文氏、二姨媽王文氏和毛文氏即毛澤東的母親。毛澤東的兩位舅母均姓趙。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的兩位舅父比毛澤東的父親分別大了17歲和11歲，當毛澤東在家受父責逃避至舅舅那裏時，總能得到有效的保護，因為毛順生雖有些專橫，但對年長10多歲的妻兄是很尊重的，特別在1910年毛澤東面臨人生選擇時，兩位舅父更起了關鍵作用。毛澤東外出不能照顧家庭時，母親重病亦曾回娘家，得到兩位舅父的悉心照料。八舅父還因與毛澤東的關係被捕坐牢以至病貧而亡。
　　毛澤東除了親舅父，還有兩位叔外公所出的幾個表舅文正儒、文正美、文玉森。
　　毛澤東的表兄則更多了，七、八舅父所出的有：文穀香，文澗泉、文梅青（七舅之子）、文泮香、文運昌、文南松（八舅之子）。其他表親還有文凱、文東仙、王星臣、王季範、劉霖生、趙浦珠等。
　　毛澤東與諸表兄弟自幼玩耍，兒時友誼長存於心。毛澤東人主北京後，多有書信往來，有的多次上京見毛澤東。
　　1950年1月，文澗泉曾寫信給毛澤東，請其為自己本家好友文凱介紹參加工作，5月7日，毛澤東復信：“文凱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決工作問題，不宜遠遊，弟亦未便直接為他作介，尚乞諒之。”1953年，文澗泉又寫信給毛澤東，提出要去北京並要介紹其岳家趙氏一個親戚到北京讀書，毛澤東復信說：“來京及去上海等地遊覽事，今年有所不便，請不要來。趙某求學事，我不便介紹，應另想辦法。”
　　毛澤東雖然與外祖家感情深篤，但對外家親人要求甚嚴。文澗泉等多次上北京見毛澤東，毛澤東一面熱情招待，還給他們添制衣服或贈送錢物，一面對他們的非份要求，如要坐飛機，要做長袍，或要留下長住或替人介紹工作，毛澤東則婉言回絕，甚至發了脾氣。
　　1954年秋，文運昌在北京捨不得走了，毛澤東竟下了“逐客令”，說：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毛澤東1953年10月25日給文九明（毛澤東的表侄）一封信說：
　　九明同志：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關於鄉間的意見告我，可以來京一行。自備路費，由我補發。……
　　毛澤東的親戚要上京，毛澤東一般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但不允許長住或有其他“小九九”，他往往還叮囑“不要帶任何禮物”，在這句話下加上著重號。又囑“其他的人”即預先未做計畫的人“不要來”。
    毛澤東不但通過直接與外祖家的親人的對話敦促他們不要以“皇親國戚”自居，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還要求當地政府不要對文家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寫信給湘鄉縣縣長劉亞南。
　　亞南同志：茲有湘鄉四都鳳音鄉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來信，付上請你看一下。他們對當地區鄉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滿意的話，未知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話，請你派一個同志去調查一下，以其結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貧農，信上則替地富說話，是何原因，亦請查明告我。至於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難要求救濟一節，只能從減租和土改中照一般農民那樣去解決，不能給以特殊救濟，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滿。……
　　毛澤東與文家親人的一封封信件，翰墨留香，這不僅僅因為毛澤東的這些手書靈氣飛動，為其書法成熟期的佳作，更主要的是，信的內容無處不顯出一位偉大人物在處理公與私、國與家之間關係時的高度原則性與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