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韶山友人的信件

　　毛澤東與家鄉故交舊友也有不少書信往來。時間跨度是1949年11月到1957年6月。如將致韶山及湘潭、湘鄉當地政府及有關地方領導的信包括在內，共有的50餘份，超過了致毛家或文家的信件的數量，與後二者的總和大致相當。僅從數量的統計也看得出，毛澤東並沒有將自己的親戚與故鄉的上般鄉親另眼相待，而是有意一碗水端平。
　　這些信件，按受信人身份和信的內容約略可分成這樣幾類：
　　與早年的同學、兒時夥伴的信，如1949年11月28日致鄒普勳信，1950年8月29日，1954年10月29日兩次致郭梓材的信；與早年師長的信，如1950年8月23日、11月12日、1953年8月27日、10月16日致李漱清的4封信，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與烈士家屬的信，如致柳直旬烈士夫人李淑一的信，致烈士李耿侯之弟李介侯的5封信（1949年11月17日、1951年4月2日、6月23日、8月10日、11月18日），1951年12月8日致鐘志申烈士之弟鐘志剛的信，1950年8月23日給蔣梯空烈士的兄長蔣浩然的信等；與曾經給予毛澤東幫助或與毛澤東一同從事革命活動的一些故鄉人的信，如1949年11月17日給張四維的信；1950年3月14日致郭士逵的信；1950年4月19日致賀曉秋的信。
　　毛澤東早年的朋友、同學頗多，如住韶山沖大沖的張有成、與毛澤東的家上屋場緊鄰的鄒普勳、在井灣裏私塾同過學的郭梓材，還有譚熙春、毛裕初等。
　　鄒普勳，自幼與毛澤東在一起玩耍，後又同在鄒春培（鄒普勳的父親）處啟蒙，二人感情甚篤，毛澤東1949年11月28日寫給鄒普勳的信還極親切地稱其為“亨二哥”（鄒普勳小名亨二，實際比毛澤東小7歲），還關心地詢問：“聽說你身體不大好，甚以為念。希望你好生保養，恢復健康。”1959年6月毛澤東回鄉，還問起“亨二哥”，可惜鄒已在兩年前就去世了，毛澤東為此沉吟半晌。
　　另一位毛澤東稱之為“張四哥”的是張有成，他們少年時不但常在一起玩樂、砍柴，1925年至1927年張還積極幫助毛澤東開展農民運動，並曾將毛澤東藏在家中，以避追捕。毛澤東不忘舊誼。1951年9月4日，他邀請張有成上北京：“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來京一遊，我認為可行。”但他又囑：“來者以三兄為限，他人不要來。到京大約可住一個月至兩個月，太久則不方便。”張有成接信後非常高興，與毛字居、文梅清結伴於9月18日從韶山動身，23日到達北京，毛澤東也很興奮，設宴款待，又將岸英、李敏、李訥叫來，要他們喊三位老人為“伯父”。毛澤東又派人陪三人遊覽北京名勝，在中南海含和堂前，毛澤東與他們合影留念。臨別，毛澤東送給三位老友一些禮物，有皮箱、衣服、鞋帽。張有成愛喝酒，回鄉後，幾次寫信給毛澤東反映鄉間歉糧無酒喝，毛澤東1952年7月7日回了信勸慰他。

　　前後來信都收到了，謝謝你。你於陰曆五月初一給我的信很好，使我曉得鄉間許多情況。糧虧豬賤，近月好些否？文家諸位給我的信均收到，便時請你告他們一聲，並問他們好。鄉里禁酒是因缺糧，秋收後可能開禁，你們也可以喝一點了。……

　　相對毛澤東的親戚來說，故交舊友一般較少提要毛澤東推薦工作或謀其他私利，多數去信僅是敘敘舊情和反映民情，毛澤東對此持歡迎態度，回信也勤，寫得也較多。
　　毛澤東與李漱清一家的交往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李漱清與毛澤東的關係有雙重的意義：李漱清既是對毛澤東少年時代發生過深刻影響的一位先生，又是烈士李耿侯、李貢侯的父親。李耿侯是毛澤東1925年回鄉開展農民運動依靠的骨幹和親手培養的韶山第一批共產黨員之一；李貢侯則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
　　李漱清，又名劼，家住韶山沖，距毛澤東家僅3華里，清末畢業於湖南法政專科學校。他回到故鄉，主張廢廟興學，提倡破除迷信，毛澤東少年時代常到李漱清處求教，深受這位“過激派”先生的影響。毛澤東後來多次提到李漱清，認為對自己的成長關係很大。李還積極支持自己的幾個兒子參加革命，乃至有兩子為此獻身。
　　在給故鄉友人的信中，毛澤東給李家的就達9份，其中寫給李漱清的有4封，給其子李介侯的有5份。
　　1949年11月12日，毛澤東給李介侯的信說：

　　介侯先生：惠書敬悉，深感厚意。耿侯兄自1928年在湘贛邊界之寧岡縣見過一面，隨即率隊返湘南以後，未再見過。傳聞殉難，似屬可信，時地則無從查問了。尊翁健存，可為慶賀，尚祈轉致問候之意。……

　　李漱清共有4個兒子，即耿侯、貢侯、亮侯、介侯。到新中國成立時，已只剩下亮侯和介侯。除了為革命獻出二子，他的長孫李德深即李耿侯之子亦於1928年犧牲，可謂忠烈之家。受父親、兄長影響，亮侯、介侯亦參加了革命。毛澤東是瞭解這些情形的，他對李家因此也格外傾注關懷。僅1951年，毛澤東寫給李介侯的信就有4份，而且破例幾次為李介侯推介的人引薦工作。1951年4月2日的信說：

　　介侯兄：請持此信去統戰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辦法為你妹妹找一個免費的或半工半讀的學校，如產科、護士或其他學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應當替她解決學習和工作問題的。

　　6月23日複李介侯的信說：“介侯兄：李君有空軍技術，可持此信去空軍領導機關試行接洽，看可以收錄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經歷，要他自己向空軍部門去說明一切。”11月18日的信說：“10月15日來信收到。湯璪真兄家屬善後事，已與師範大學當局商妥，予以照顧。”

　　1952年7月和8月毛澤東兩次寫信給毛字居，邀請李漱清上北京。李漱清與鄒普勳於9月20日乘京漢直快列車，於次日抵京，政務院交際處派了專人專車迎接，並將他們安排在遠東飯店，住頭等房間，吃小鍋小灶。25日，毛澤東派葉子龍和警衛處長王敬先到李漱清處，陪李、鄒到王府井各做了一套呢子衣、一件大衣、一雙皮鞋。26日上午11時，李漱清、鄒普勳、張幹、羅元鯤這幾位故交、師友乘車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與他們一一握手，說：“老朋友來了，歡迎，歡迎。請坐！請坐！”
　　這次，毛澤東與這幾位老人暢談達一個多小時，幾時往事，家鄉近況，天南海北，無所不敘。毛澤東說：“我小時候受到您許多教誨，您還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啟蒙老師呀！”李漱清則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如今盛世升平，我這老朽也是人壽年豐精神爽啊！”
　　敘談之後，毛澤東按鄉里習俗為李漱清、鄒普勳等設宴，共進午餐；晚上，客人回到飯店，毛澤東又派入給每位送來一份禮物：蓋被、褥子，布毯條一床、枕頭一對，枕巾、面巾各一條，還有襪子、香皂、牙膏、牙刷等。10月1日，毛澤東安排他們參加了國慶觀禮。10月19日，李漱清、鄒普勳第二次進中南海見毛澤東，次日，毛又派葉子龍送給李、鄒、張、羅皮箱各一口；一日，李漱清給毛澤東寫了一個便條：“主席，餘年八十，欲試航空，不知可否？請主席批准！”李漱清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滿足。11月8日，毛澤東派葉子龍又給四人送去零花錢，每人150萬元（合現幣150元）。下午，第三次與李、鄒、張、羅相聚，席間，毛澤東婉言問到客人的歸期，說：“現在我也不留你們了，如果回去，就告訴秘書，做好三件事，每個人做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衣服已經做了，你們穿在身上，再送你們每人人民幣100萬元（舊幣），……”又說：“如今我並不富，不像過去的皇帝，要什麼就有什麼。你們來京的一切用費，都是用我自己的錢，用我的稿費開支的。”
　　毛澤東與四位師友合了影，還給鄒普勳的一本《社會發展簡史》簽了名。
　　毛澤東對待故交舊友確是頗著重的，一般來說，對長者，先生，尤其民主人士，均表現得極為尊重，而對晚輩則相當嚴格，即便如此，毛澤東不徇私情的原則仍不能變。如1953年10月16日他給李漱清的信就說：“承告鄉情，甚感。地方事，我只願收集材料以供參考，不願也不應當直接處理一般地方性的問題，使地方黨政不好辦事。尚祈諒之。”
　　郭梓材是毛澤東的少年同學，並且曾協助毛澤東開展農民運動。1950年他曾去信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澤東婉勸“北京人浮於事，吾兄工作問題，還得就當地熟習吾兄情況的友人籌謀解決，較為適宜。愚見如此，尚祈斟酌。”
　　雖然毛澤東不願為郭梓材出面謀職，但他又是非常關心這位老友的。從1950年到1962年，毛澤東先後4次親筆寫信給郭鋅材、劉天民夫婦，並請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復信7封，贈款6筆，計1700元。
　　建國初，毛澤東與故鄉友人的交往，堪稱人類交往史上一段佳話。毛澤東以其博大無私的胸懷，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給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