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剩的安眠藥

　　毛泽东不愿吃药，病不到难以支撑的地步，他决不向保健人员妥协。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身体抵抗能力，在服药打针之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固执”是出了名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不改自己对药品的偏见。这使他身边的保健人员大伤脑筋，个个都尝到了毛泽东的苦头。
　　毛泽东并非对所有带“药”字的东西都反感，也有几样药物陪伴他走过了大半生，其中就有安眠药。毛泽东遗物中，安眠药有几玻璃瓶，以“南不妥”、“米尔顿”等进口品牌为主。
　　安眠药曾经在毛泽东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延安时期，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的神经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据说，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独特习惯，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常常处于失眠状态，只有依靠安眠药都能维持睡眠。
　　当时，延安并不生产安眠药，安眠药大多来自“国统区”，或者从战场上获得。这种来源缺乏保障。据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在指挥沙家店、蟠龙等战役时，便曾经以白酒或白兰地来代替安眠药。毛泽东生性与酒缘分浅，尤其是白酒，几乎从不沾。有时被逼无奈，偶尔抿上一小口，必定面红耳燥；如果喝上一小杯，他很快就会迷迷糊糊；如果喝上个两三杯，非趴下不可。这就是顶天立地的伟人的酒量，难怪工作人员在缺乏安眠药时用白酒代替了。
　　1949年，毛泽东进入北平。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他兴奋无比，同时，国事、党务也更加繁忙起来。他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短短几小时的睡眠完全由安眠药来维持。安眠药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同时极易成瘾成癖，保健人员必须限制用量和使用频率。因此，毛泽东服用安眠药，只有在保健人员亲自督导下方可进行。
　　服用安眠药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人们为此时常忧心忡忡，生怕天长日久会出什么麻烦。有人采取过让毛泽东在睡前听音乐的办法，但催眠效果不理想。抗美援朝期间，因为工作繁忙，更因长期服药产生的抗药性，毛泽东按常规服用一次安眠药后仍根本无法入睡，只得加量。毛泽东为此十分苦恼。保健人员也无可奈何，他们总不能让他无节制地服用啊！
　　保健人员建议他在工作后出门散散步、打打球、跳跳舞，然后再睡觉。毛泽东半信半疑，笑着问：“这管用吗？”但他还是听从劝告，试上一试。不过，他在运动后又有了精神，一般还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这样，运动对他的睡眠也就不会起多大的作用了。
　　后来，保健人员又想出了一个可以改善睡眠质量的办法，那就是在毛泽东睡前为他做按摩。他们请来了一位当时在北京城里相当有名气的护理师当教员。这个专家叫王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都从他那里学到一手按摩功夫。毛泽东自打卫士们为他按摩以来，确实容易入睡了。他对安眠药的依赖性便随之下降。按摩就成了毛泽东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卫士们常常坐在他那宽大的木床上为他按摩，直到他在安眠药的辅助下安然入睡。
　　毛泽东服安眠药的时间一般在晚餐前。他的就餐时间与众不同，晚餐是别人的早餐，一般在早上八九点钟。这时，在卫士们的帮助下，毛泽东服安眠药，便坐在床沿上，等候卫士们送来饭菜。卫士将饭篮提进卧室，简单的四菜一汤端上桌，毛泽东便开始用餐。这时，从毛泽东卧室传出清脆而有节奏的“橐橐”声。原来，这是毛泽东敲打出来的声音。每次吃饭，他的双脚总是有节奏地拍打地面。卫士们对此感到不理解，便问他：“主席，你为什么每次用饭都要踏地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是在抓紧时间搞运动，活动一下筋骨，帮助消化嘛。”毛泽东还为这种有些特别的运动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擂鼓”。后来，工作人员周福明设计了一种有木踏板的小木桌，踏板离地面几公分，呈三十度角倾斜。这样，毛泽东踏上去就比原来舒服多了。但从此以后，毛泽东“擂鼓”的声音就更大了。
　　毛泽东“擂鼓”后立刻上床准备睡觉。此时，如果安眠药还没发挥作用，他就不会马上躺下睡，而是从床的另一边拿过书来，一边让卫士按摩，一边读书，直到昏昏欲睡为止。这是毛泽东每天必做的“功课”。渐渐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这种独特的音乐便十分熟悉了，要是哪一天没有听到“擂鼓”声，反而心里会不踏实。
　　毛泽东服用安眠药后勉强入了睡，但室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醒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居处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求绝对安静。
　　卫士们在毛泽东入睡后都保持安静，不随便走动，更不能咳嗽，只希望毛泽东能在十七八个小时的工作后多睡一会儿。卫士们常常要在大白天赶鸟。中南海树木茂盛，是鸟类栖息的理想天堂。这些鸟类在丰泽园高大的榕树、槐树上叫个不停，严重干扰着毛泽东的休息。卫士赶鸟特辛苦，他们不能吆喝，只能用长竹竿悄无声息地赶。赶鸟时的动作还不能太重，重了会使鸟叫个不停。
　　周恩来总理曾与政治局的同志们专门进行过讨论，规定在毛泽东入睡后不得打扰，除非万不得已。即使是周恩来本人，有急事找毛泽东商量，如果遇上他正在睡觉，也会在客厅里安静等候。
　　毛泽东本人对服安眠药可谓无可奈何，但是又不得不服。有时，遇上特别心烦急躁时，还得加大剂量。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收到彭德怀写的“万言书”，因为牵涉到“大跃进”以来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心中难平。这天晚上，他连服了三次安眠药也未能睡着！看来，有时安眠药对他也并不能真正安眠。
　　也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特意安排与前妻贺子珍相见。当时，贺子珍正在南昌休养，新中国成立后难以见上毛泽东一面。当她在毛泽东卧室见到瓶装安眠药时，感到十分担心。她对毛泽东说：“这种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千万不要多吃。”她还将毛泽东的这瓶安眠药偷偷地拿走了。
　　护士孟锦云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帮助毛泽东休息好。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道，轮流值班，每天按时让毛泽东服安眠药。久而久之，从不吃安眠药的孟锦云也必须依靠这种药片才能入睡了。因为毛泽东昼夜颠倒的生活习惯确实令许多人难以适应。有一次，孟锦云服侍毛泽东吃过安眠药后自己民了一片。毛泽东见此很是惊讶，问孟锦云：
　　“孟夫子，你怎么也服起安眠药来了？”还说：“看来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们是受了我的传染噢！”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听说长期吃安眠药对身体很不好呢。”孟锦云故意引出这个话题。
　　毛泽东沉吟半晌，说道：
　　“孟夫子你说得对嘛。可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只能用这个办法噢。其实，任何东西吃进肚子里都有正副作用，这是对立统一嘛，但只要是正作用大，走过了副作用，那就可以采用。”
　　毛泽东的这番话充满了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