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巡必帶的小水箱

　　毛澤東十分重視調查研究，他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解放後，他雖國事繁忙，日理萬機，但從沒有放棄過調查研究。水箱是他外出調查時必帶物品之一，這是工作人員專為解決毛澤東外出時喝水而製作的。

　　這個棕色牛皮制水箱，長47.5釐米，寬15釐米，高29.5釐米，蓋上一提手，攜帶方便。打開蓋來，箱中並排放兩個水瓶，兩個茶杯，可分別盛涼、熱開水。箱前正中一小門，有一小抽屜，內常裝火柴、煙、牙籤、茶葉盒、食鹽盒等小物品。每次外出前，工作人員將水壺灌滿，一個杯子泡上茶，另一個裝涼開水，涼開水中往往加上一點點鹽。毛澤東步行極易出汗，在他出汗較多時，護士長隨時會給他補充少量鹽份。

　　這個水箱可算是毛澤東用的第三代裝水產品了。開國大典時，衛士李家驥給毛澤東帶水上天安門，用的是一個藍布套子，底端的小口袋分別裝保溫瓶和茶杯，另一個還裝有一些麥片、點心之類，套口有根長背帶，行動時一背就走，用時解開小帶就可取出，還算方便。李家驥又要照顧毛澤東，自己又想觀看盛況，他覺得背著個藍布包套太不雅觀，準備將其放在天安門城樓大廳後角，哪知還未放好就被汪東興發現，嚴肅批評小李：“這些東西怎能亂放，這是主席的‘後勤’。”經一事，長一智，以後工作人員建議作個“雅觀”點的水箱。第二代產品雖說是皮子作的，但作得大小，功能無法齊全。於是大家又建議了好幾次，並就水箱的設計進行過討論，這樣才產生了這第三代產品，它跟隨毛澤東到田頭、地頭、山頭、工廠、學校、車上、船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有一次，毛澤東到河南襄城縣北小張莊向農民作調查，因談話的人多，到11點40分才結束，縣委領導請他在襄城吃了飯再走。毛澤東搖搖頭說：“謝謝，不給地方添麻煩。”隨即坐進汽車，回許昌。他實在又累又渴，上車就找水箱拿水喝。

　　1956年初春，毛澤東圍繞“十大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調查。1月5日至9日，他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書記會議，討論修改“十七條”。

　　1月10日，他從杭州來長沙，找省委負責同志和地市縣委書記十餘人作調查，專列的客廳中放著一張長桌子，在毛澤東坐處，桌子上放著一大把削尖了的鉛筆，一疊稿紙，一盤香煙，一杯茶水。毛澤東一一詢問被調查人的姓名、年齡、學歷、籍貫等一邊用鉛筆記錄著。當聽說寧鄉縣珍洲農業社的農民組織起來後，農村有三分之一的勞力剩餘時，毛澤東立即追問：怎樣解決剩餘勞力的問題？談到“除四害”時，毛澤東問：“烏鴉要不要消滅？麻雀要不要消滅？狗要不要消滅？”當周小舟等說狗有兩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滅它，群眾會有意見時，毛澤東在草稿上將“狗”字刪去了；當孫雲英等說到“洞庭湖水面大，蚊子多，三年消滅不了”時，毛澤東當即在草稿上改為“基本消滅”。1月中旬，毛澤東回到北京，25日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發表《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的演說，以此作為他這次調查工作的小結。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重要時期。毛澤東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經常深入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如1958年全年毛澤東幾乎都在外面跑：新年剛過，就在杭州召開杭州會議，接著到湖南調查；2月到了東北，3月到四川考察，召開成都會議；4月到廣東，5—6月又到杭州，8月到河南、山東、天津等地，9月到湖北、安徽，10月在河北，11月又到河南，12月再到湖北，真可謂馬不停蹄。又如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北京，在天津、濟南、徐州、合肥、南京、上海、杭州、江西向塘、株洲到廣州，又從廣州經衡陽、株洲、長沙、向塘、金華、杭州、紹興、寧波、上海、徐州、天津返回北京。歷時五個月零三天的調查研究活動中，參觀、開會、談話66次。一個月後，1960年4月28日毛澤東的專列又駛出北京，經天津、濟南、鄭州、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北戴河等地，到8月17日返回北京，歷時112天，再次進行長時間的調查研究活動。1961年，是毛澤東提倡的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

　　這一年，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活動非常豐富，他的專列縱橫馳騁、南來北往，時間也安排得相當緊湊。1月，毛澤東親自組派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三個調查組分別到湖南、廣東、浙江農村調查。2月6日，他在杭州聽田家英彙報；2月中旬，他來長沙聽胡喬木和湖南省委負責入彙報；2月下旬至3月下旬，毛澤東在廣州召開一系列會議，又聽陳伯達和有關省市情況彙報；之後，毛澤東又到湖南，花20多天時間在長沙親自指導胡喬木調查組工作；9月出席廬山會議後又再次到湖南……

　　毛澤東作這些調查研究工作時是十分辛苦的。“列車停處調查始”，充分體現了他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獨具特色。有時，他白天風塵僕僕到第一線視察，晚上則找有關人員開座談會；有時連續聽取彙報，批閱材料。在湖南聽取寧鄉縣委書記彙報，整整3個小時不起身，邊問邊自己作記錄。有次到四川隆昌瞭解炭黑生產情況，到達聖燈氣礦已是下午6點10分，天下著雨，他毫不猶豫，一邊看，一邊問：“一個火房多少火嘴？”、“炭黑年產多少？”、“礦由誰設計？”。到7點20分，天已擦黑，雨下得更大，毛澤東的衣帽均被打濕。他從水箱中取出小毛巾擦擦臉上的水——分不清是汗水還是雨水，又端出箱中的杯子喝了幾口水，還要去看遠山的井。他到紅光農業社調查，沿著一條小路直接走進社員的家，向社長、社員提出五、六十個問題，問得非常仔細，非常具體。

　　這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南、西南、華南“三南”會議上，他動員“省委書記要親自作調查研究工作”、“應該到一個鄉去住上7天10天時間，作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農村情況，只要先調查清楚一個鄉就比較好辦了，再去調查其他鄉那就心中有數了。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付出的代價很大。大家作官了，不作調查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現在我要搞幾個調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他要求下麵的幹部這樣作，他決心自己帶頭作。3月2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毛澤東專門就調查研究工作作了長篇講話。他說：“現在我不反對帶調查組，這回我是帶了三個調查組，一個放在浙江，一個放在湖南，一個放在廣東。依靠這三個調查組，我還是做間接調查，並沒有直接調查。我要做點典型調查，只要求你們去做典型調查，自己當老爺，我看那不行。”會後毛澤東綜合運用開座談會、派調查組、現場調查、典型調查等形式繼續大抓調查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