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還書條

　　古来读书者常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这既是由读书人的经济拮据引起的感叹，但也是一种卓有成效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恰恰经历过这一过程。
　　他早年读书条件很艰苦，那时他的家正处在由贫穷到小康的过渡阶段。父亲让他上了学，同意他读到“四书”、“五经”和基本能写算，却认为再多读书就没用了。更加之家里缺劳力，毛泽东不得不停学，过早地下田干起农活来。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停止读书，他的求知欲望相当强烈。他到处借书看了，连和尚的经书也借来读。
　　他的外祖父家耕读并重，藏有不少书。他的两个舅舅也积极支持他多读书，这使他的求知欲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他经常翻山越岭去舅舅家借书。1910年秋，他受表兄文运昌的引荐，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在那里他读了大量的书，是学校藏书楼的常客，读到了《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从中大受影响，发誓要成为英雄豪杰！
　　一张还书便条记载着他少年时代读书的情况：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书二本，信一封。
　　这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现存最早的实证资料。据文运昌后来回忆，这张还书便条是1915年毛泽东从长沙省立一师回家过春节时给他写的。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由于有违父亲的意愿，父亲断绝了资助，他因此陷入“经济危机”，他无钱买书，便只得借书。1916年1月28日，他写信给萧子升，谈的就是借书的事：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弟泽东叩　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天，他又写信道：“
　　《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随后毛泽东还与萧子升谈了一通借书、读书之道。萧子升准备送一些书给他，他不愿意接受。他在2月29日的信中说：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
　　毛泽东青年时期借阅过的书籍可列出一个长长的目录，包括许多古今中外文化典籍。正是因为他博览群书，才得以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后来，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他依然千方百计挤时间看书。每到一地，他对书特别敏感，但他的图书来源也带上了战时特点，他常常从战利品中“借书”。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室，进入北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然是他获得书的重要途径。他拥有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可以用这笔钱购买他想要的图书。他也办了一个借书证，时常请人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来读。如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北京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在亚洲也是藏书量最多的，名列世界十大之列。北京图书馆旧址靠近中南海，毛泽东常请中央办公厅的人到那里去借书，这引起了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叫身边工作人员特地去办了一个。秘书说：“您要借书，写个条子叫人家送来就行了，干嘛非要办借书证？”毛泽东说：“正因为我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规定办，不能搞特殊。”北京图书馆给这个借书证特编为第一号。此后，毛泽东使用的始终是北京图书馆的一号借书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处借阅各类图书2000多种计5000余册。1974年他还曾借书600多种共1100多册。
　　毛泽东晚年主要是从公共图书馆借书。而当他出巡各地时，就很注意搜集有关当地情况的书，如地方史志等。在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才、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有毛泽东借过书的记载。他每到一地，必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现实情况，包括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二是当地的历史、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和古代诗文等。　
　　1958年3月，他第一次到成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于3月4日下午一到达这个少年时代就在《三国演义》里已十分熟悉的蜀汉古都，就借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披览，后又借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