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醫院診療證
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有许多个人证件。尽管身为领袖，他素来反对有丝毫特殊。在他的要求下，凡是一般工作人员必须办理的证件，如中南海机关出入证、个人购货证等等，都必须帮他办齐。毛泽东众多的个人证件中，“北京医院诊疗证”显得尤其特别。这是他保健方面不多的遗物之一，也是办得比较早的一个证件。1949年初，毛泽东进入北平后，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住了一段时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身体健康，有关部门在香山设立了中央门诊部，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不久，毛泽东从香山迁入中南海丰泽园，中央门诊部也随同迁入了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当时没条件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被称为“五大书记”的最高首长配备专职保健医生。因为新中国医疗保健条件较差，迁入中南海的中央门诊部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全部医疗保健服务。“五大书记”中，朱德的年纪最大，而且已患糖尿病多年，时常需要医护人员照料。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傅连暲也深感无能为力，朱德只好与毛泽东等人“共用”一个保健医生。当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时的健康状况尚佳，一般用不着医生，中南海仅有的这几位专职保健医生也就显得比较轻松。
对于傅连暲来说，中南海暂时的“平安无事”并不能使它高枕无忧。如果有朝一日生出点儿事来，那么他这个部长的责任就很大。傅连暲决定在中南海设立保健科，从各医疗部门挑选德才兼备的医生、护士进入中南海。保健科尽管规模小，人员却精干，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医疗队伍的不断壮大，保健科便升格为保健局。
不过，不管是保健科，还是门诊部，由于医疗条件方面的原因，只能就会一般性的医疗保健，一旦遇到重大病情，就只好向社会求援。每当此时，保健科便通过卫生部联系在京各大医院，朱德专家组织一支精干队伍。在京各大医院尽管条件好，医疗水平高，但因为人员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背景复杂不明，不能随便让他们接近中央高级领导人。京城有名气的大医院很多，比较起来还是设在东交民巷的北京医院离中南海较近。这原来是一所德国人办的医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人民政府的不断改造，从医务人员思想素质到医疗设施、技术水平都迅速增强。卫生部长傅连暲十分重视这家医院的改造，常常亲自到该院指导。当他感觉到北京医院已完全具备胜任最高荣誉的工作时，他便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同意了卫生部的选择。不久，北京医院便正式承担起中央机关首长的医疗保健任务。毛泽东也就成为北京医院的服务对象。
北京医院作为中南海的定点医院后，服务范围一下子缩小了不少。因为要负责为首长治病，而且医院里常常有首长住院治疗，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和治疗期间的休息，北京医院只能谢绝一般平民百姓。这样一来，在首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老百姓对此有很多意见。令那些有特权思想的人更加难堪的是，老百姓的意见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也觉得有些气愤，批语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毛泽东的话太有份量了，对有关部门触动很大，于是在就医对象上作了改进，扩大了服务范围，平民百姓也可以前来就诊了。北京医院既然是中南海的定点医院，服务对象也就不限于中南海的首长，也包括中南海大量的普通职员。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北京医院为了体现“人民医院为人民”、“疾病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决定为所有在该院求医的人配发统一的诊疗证，规定：无论职位高低、关系亲疏，一律凭“北京医院诊疗证”挂号、看病、住院、治疗。显然，该院颁发这种诊疗证的目的是防止“凭关系”之类的特殊化现象。卫生部、中共中央对于北京医院的这一新举措大加称赞，北京各大新闻媒体也广为宣传。当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北京医院的办证通知后，立即造具花名册，呈送一寸免冠照片，为中南海所有人员申办了“北京医院诊疗证”。不久，中南海里的许多人首先拿到了这种棕色硬皮封面的诊疗证。
然而，有关部门这时才发现，具体经办人员并未为毛泽东办理。也许，他们当时是觉得没有，毕竟毛主席是大家的领袖，难道连领袖也要凭证看病吗？有关部门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如果让毛泽东知道了，肯定会挨批语。大凡对主席的个性、脾气略有所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平生最忌恨的就是下级变着法子使他享受“特殊化”。无论是在延安、西柏坡，还是零星知识中南海后，毛泽东都一直以一名普通战士、普通党员自律。现在中南海里一般工作人员都有了诊疗证，而毛泽东却没有，这件事不就说明他毛泽东是中南海的“特殊一员”了吗？
经办诊疗证的同志自然是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语。他们也认识到考虑不周，赶紧采取补救措施。他们去摄影师那里要了一寸的毛泽东相片，立刻往北京医院为毛泽东补办了一个诊疗证。补证时，工作人员没有像平时那样使用诸如“李德胜”（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化名）之类的名字，而是直接定上“毛泽东”三个字。证件上的一寸黑白免冠照片，则是毛泽东刚进北京城时拍的，显得器宇轩昂。因为证件是补办的，毛泽东尽管是中南海的“第一居民”，此次却不能像通常那样排在成百个证件之首了。毛泽东的这个“北京医院诊疗证”就有了耐人寻味的一个号码，即“机字第151号”。当然，毛泽东本人对此是不会介意的，可以肯定地说，他终生都未能发现诊疗证编号上的这个奥妙。但对于有关部门来说，这毕竟是工作疏漏的一个标记，完全可当作一次“教训”。此后，中南海里无论经办何种证件，有关经办部门都不再忘记毛泽东，而且毫不例外的将他的证件编为第一号。
毛泽东拥有了自己的诊疗证。从此，他的医疗关系就定在了北京医院。当时，毛泽东是公费医疗，但他很少生病，也就很少有机会使用北京医院诊疗证。柳亚子先生还写了一首词给毛泽东，对他健康的体魄赞不绝口，词中有这样一句：“开天辟地君真健”。柳亚子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与毛泽东私交甚厚，他如此称颂自然不是为了邀宠，而是出于对毛泽东的由衷欣羡。
毛泽东不生病，几个孩子却不时闹毛病，但他们不能上北京医院作公费医疗。有几次，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带着李敏、李讷到北京医院就医，并在公费中作了报销。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很是生气。在他看来，他在为国家工作，党和人民给了他公费医疗的待遇，他的女儿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理由享受这个待遇，工作人员这么做是让他搞特殊化。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女儿的医疗费作了退赔。以后，毛泽东的其他亲属去北京医院求医都是毛泽东从个人生活费中开支，包括他那些从乡下来京求医的亲友。
毛泽东自从拥有北京医疗诊疗证后，似乎在感情上与这个医院也颇亲近了许多，以至于后来北京医院请他题字，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致和认真。这是发生在毛泽东申办北京医院诊疗证后不久的事。这一年，北京医院发展得很快，随着医疗业务的进一步开拓，该院决定对过去德国人兴建的门诊大楼进行一次大的维修。当然，“北京医院”的名匾也必须更换，新的匾额由谁来题字呢？院长周泽召为此颇费思量。有人提议：“能否请毛主席题字呢？”这当然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而且有些大胆。毛泽东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产，如果能得到他的墨宝自然是医院求之不得的喜事。但毛泽东日理万机，能否打扰他？周泽召思之再三，觉得试一试亦未尝不可。他找到傅连暲，将自以为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告诉了这位卫生部长。周泽如知道，傅连暲从红军时代起便与毛泽东结识，找傅连暲求毛泽东题字并未找错门路。
傅连暲部长听了周泽如的想法，认为很有希望。“毛主席肯定会接受的，他也是你们医院的服务对象嘛！”傅连暲说。但傅连暲并没有去找毛泽东，而是找到过去的老部下－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鹤滨同志，北京医院门诊楼维修，想请毛主席写个匾，劳你找机会请主席写几个字。”傅连暲一见王鹤滨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宣纸，交到王鹤滨手中，说：“就写‘北京医院’四个字。”王鹤滨认为此事并不难，毛泽东一般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使登门者为难。他答应了傅连暲。
回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居所，王鹤滨想：“主席平时很忙，难得有机会，何不现在去瞧瞧？”他一边想，一边莽莽撞撞地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刚推开门，王鹤滨便想退出去。因为毛主席正在伏案工作，王鹤滨不便打扰。
“么子事啊，王医生？”主席问。
王鹤滨只好止住脚步，又折回门内。既然已经惊动了主席，不妨先将事情说说，观察一下主席的态度。他老实地回答：
“主席，北京医院想请您题个字。”他简单地说了一下北京医院维修门诊大楼和傅连暲求字的情况。毛泽东耐心地听他说完，问：“他们要我写什么呢？”王鹤滨见毛泽东这么说，知道他已经同意了，高兴地说：“他们要写北京医院四个字，好像是挂在大门口的。”说完，王鹤滨赶紧从公文包里取出宣纸。“我这里有纸嘛，你还带纸干什么。”毛泽东见状说。“这是北京医院送来的。”王鹤滨边说边将纸展开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笑着说：“公私分明哟，我的纸可是自己的。”
毛泽东仔细地将宣纸抚平，认认真真地用刀横裁成三小张，笑着说：“我们都可能做他们的病人嘛，今天我就先为他们服务吧。”他从书桌上的楠竹笔筒中取出一支中毫笔，在铜墨盒中蘸满墨汁，对着宣纸审视片刻后挥毫写下“北京医院”四个字。写毕，毛泽东对着墨迹未干的大字凝视良久，接着又接连写了两张。他将三幅题字一一横摆开来，然后退后几步，点燃了一支香烟。
这是毛泽东的习惯。每次无一幅题字，总要多写几幅，再认真挑选感觉满意的留下，其余的都毁掉。其实，在一般人的眼中，毛泽东的书法别具一格、龙飞凤舞、气势非凡、字字珠玑，都可传之后世。毛泽东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他精益求精，决不容忍败笔或者拙作遗世。这次他也是这样，在仔细审视完三幅题字后，拿起其中两幅对王鹤滨说：“这两幅拿去吧，由他们选一张。”王鹤滨接过两幅题字，眼巴巴地看着主席将另一幅字撕开后揉成团，扔进了废纸篓里。
傅连暲知道题字已写好，非常高兴，周泽召更是兴奋不已！“这样快就写好了啊，王医生？”他们都感到有些吃惊。王鹤滨将题字情况告诉了他们，三个人乐得合不拢嘴。周泽召则感到自己今后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毛主席关心北京医院啊！他们如果不创造更好的服务报答党中央、毛主席，怎么对得起伟大领袖这一片热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