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的閱讀憂思
毛澤東晚年，主要指“文化大革命”十年。這期間，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讀書，但對讀書又多有非議之辭，他帶頭讀馬列著作，並號召全黨弄通馬列主義，但實踐中卻未能從根本上走出誤區；他希望通過文化革命，實現和傳統思想的“決裂”，但又，孜孜不倦地閱讀中國古代文史哲。最後幾年間，他在文史典籍中尋求一些精神慰籍，在困惑和矛盾中思考、探索，不時傳達出對現實的憂慮。其中蘊味，值得體會。
讀書與“文革”的矛盾
毛澤東晚年，在讀書問題上陷入了矛盾。
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在公開場合質疑讀書的說法多了起來。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辭，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個批示中說的：“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單從文字看，這些話並沒有大毛病。革命確實不是靠讀無用之書和大量經史子集幹起來的，更非靠這些取得勝利，人們一般不會把無用之書、經史子集與革命的勝利聯繫起來。講這些話，比較明顯地是在傳達一種不滿情緒，與他自己的閱讀愛好也存在矛盾。
毛澤東晚年，不僅宣導並帶頭閱讀馬列著作，還要求高級領導幹部多讀點中國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談話中明確講：“歷史要多讀一些”。他本人閱讀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態。1974年10月在長沙，聽工作人員讀《人民日報》報導的一個消息，說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簡牘、帛畫等珍貴文物，國家正在組織專業工作者進行整理、修復、釋文和研究中時，毛澤東隨即約請參與主持挖掘工作的同志談話，提出：不知這批帛書什麼時候能夠整理出來，印不印書。印了書，也給我一本看看。其閱讀古籍新資料的急迫心情，溢於言表。
毛澤東晚年在讀書問題上的矛盾，頗耐人尋味，卻也不難理解。總體上講，主要反映他對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現狀不滿。所謂“文化大革命”，本來就發端於文化學術領域的批判運動。他當時在讀書問題上多有非議之辭，大致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和毛澤東本人當時對學校教育方式不滿，進而提倡教育革命有關。
毛澤東一貫反對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的死記硬背。1964年2月13日，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批評學校教育，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由此他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讓學生學工、學農、學軍。為推動這些改變，他對啃書本現象，自然要說一些非議的話。
二是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個歷史這個觀點的理解有些偏狹。
由於舊中國社會結構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知識份子在很長時間裏沒有被劃入勞動群眾範疇，沒有列入工人階級隊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一直希望培養和建立起一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軍”。這種願望，反映在處理實踐與書本的關係上，就是反對“煩瑣哲學”式地閱讀，更多地宣傳知識來源於社會實踐，更看重在實踐中運用書本知識的能力。
三是對當時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問題，估計得過於嚴重。
毛澤東認為知識界、教育界、文化界受“封資修”思想的影響太深。
“聯繫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讀馬列著作，始終抓得很緊。最典型的，要算為批判陳伯達的“天才論”，閱讀推薦9本馬列經典的事情。
1970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根據林彪、葉群佈置，搜集整理出《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和林彪論述“天才”的語錄，在會上散發，為毛澤東一直同意的設國家主席的方案造勢，由此攪亂了會議進程。對這些反常活動，毛澤東無法容忍。於是找來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上面批示：“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顯然，毛澤東是把陳伯達搞的這個材料，作為突破口，來扭轉被搞亂的會議傾向，也作敲山震虎之用。
接下來，毛澤東順勢提出：高層領導幹部要讀馬列原著，真正弄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周恩來等根據這個要求，把1963年確定的30本馬列著作書目和毛澤東的有關批示找出來，從中選出9本著作書目，請毛澤東審定。周恩來等挑選的9本書是：《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9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書宜選讀(如反杜林)。”11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其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說：“黨的高級幹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別真假馬列主義”。
在1971年8月29日視察南方途中，毛澤東再次同汪東興等人談到讀馬列著作的問題。他說：我經常提到這個學習問題。大家在這方面口頭上是同意的，但在實際中看法就不統一了；要學好馬列主義是不容易的，聯繫實際用好馬列主義更困難。
這次推薦馬列經典，所要解決的思想問題，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但細細琢磨，主要還是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是為扼制林彪、陳伯達等人在要求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所體現的政治意圖，扔去的一塊“石頭”。
在“西學”領域的追問和思考
除馬列著作和中國文史典籍外，毛澤東晚年還曾比較多地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著述。他先後讓出版機構把一些西學著述印成大字本書籍給他讀，包括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海思、穆恩、威蘭的《世界通史》，法國福爾的《拿破崙論》，蘇聯塔爾列的《拿破崙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楊振寧的《基本粒子發現簡史》和李政道當時尚未正式發表的論文《不平常的核態》，還讀《動物學》雜誌、《化石》雜誌等讀物。
他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印成1函7冊的大字本線裝書來讀。1969年8月初，同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談話，推薦了一批書給他讀，其中便包括《天演論》。1970年12月29日，收到姚文元報告讀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後的體會來信，遂讓姚文元找一本《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給他。赫胥黎在這本書中利用當時解剖學、胚胎學新成果，以進化論的觀點論述了人猿之間的親緣關係，明確提出“人猿同祖”論。毛澤東由這本《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還想到《天演論》，在姚文元報告上批示：《天演論》“前半是唯物的，後半是唯心的”。
凡此等等，不難看出，毛澤東晚年讀談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體現出對宇宙和人類的起源、對物質的構成和運動，對古代社會的起源，有著濃厚的興趣，似乎要從根本上追問和思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些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終極課題。
讀拿破崙戰略失誤的背後
蕭乾夫人文潔若在《我與蕭乾》和《一生的情緣》兩本書裏都談到，“文革”中，毛澤東想看法國福爾寫的《拿破崙論》,此書無中譯本,急著找人從英文翻譯。有關部門便找到了蕭乾，把他從幹校調回北京，幾個人夜以繼日地趕譯，大致一周的時間就出了大字本，送給毛澤東閱讀。此外，毛澤東1970年代還囑印過一種兩函十七冊的線裝大字本的《拿破崙傳》可供領導幹部參閱。
毛澤東晚年比較集中地閱讀了一些反映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生平的書籍。
他當時讀過多種版本的拿破崙傳，曾囑印大字本的法國福爾的《拿破崙論》和蘇聯塔爾列的《拿破崙傳》來讀。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選了幾種有關拿破崙的書來讀，“跟他一起讀的同志一本還沒有看完，他卻三本都看完了”。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對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說，自己讀過“法國社會主義者馬蒂葉(今譯馬迪厄)寫的法國革命史”，“寫法國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過一個蘇聯人寫的，太簡單。還看過一個英國人寫的，英國人寫法國的事，總是要罵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個英國作家寫的書，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從這個評點，可知毛澤東當時還讀了研究法國大革命最權威的法國歷史學家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英國霍蘭?羅斯的《拿破崙一世傳》。
毛澤東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熟悉程度，讓一些法國人也感到驚訝。擔任過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曾回憶：“毛澤東對法國18世紀以來的歷史，對於法國革命，對於19世紀相繼進行的革命，對於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認為法國革命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性運動的起點。此外，他對波拿巴特別瞭解，甚至瞭解那些細節問題。”馬納克說的是他親身經歷的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和他們討論了“拿破崙究竟害了什麼病死的?”談到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是否曾經佔領法國土倫港的問題，毛澤東和馬納克還出現了爭論。
毛澤東在1964年1月30日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曾說：“法國出了一批唯物論者，除了《民約論》作者盧梭及伏爾泰，還有法國的山嶽黨。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法國的文化對中國也有很多影響。還有你們的巴黎公社，《國際歌》也出自你們的國家。”顯然，在毛澤東心目中，中國和法國的關係，在西方世界裏有特殊性。
毛澤東晚年喜歡讀談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史上，其過程之複雜，形態之劇烈，內容之徹底，影響之廣泛，無出其右，可以從中看出更多的社會演進的規律和特點。他在1970年5月1日對西哈努克講，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國革命、美國革命。1973年9月12日，在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他又說：“法國人的歷史，我們感興趣，特別是對法國大革命。”
毛澤東晚年喜歡讀談拿破崙，關注的重點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以及拿破崙打破包圍又反過來稱霸歐洲，侵略他國的戰略失誤。
就歐洲各國干預和包圍法國這點講，不能不讓人想到當時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的現實。這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威脅，也使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環境，並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繫起來。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
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崙後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範圍，去侵佔別國領土時，性質便發生了變化。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蘇聯野心很大呢。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隨即和蓬皮杜談起拿破崙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這事實上是直接把拿破崙稱霸的國際戰略和蘇聯70年代的國際戰略直接聯繫在了一起。
據粗略統計，從1910年到1973年，毛澤東讀談拿破崙，不下40次。對拿破崙的評價側重點有所不同，其關注的重點，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特別是拿破崙打破包圍後，反過來稱霸歐洲，侵略他國的戰略失誤。
從1968年到1973年，毛澤東十多次同外賓談到拿破崙國際戰略失敗的教訓。其核心觀點。是下麵兩段話——
他(拿破崙)是偏要侵略別的國家的。他“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同他作戰。法國當時的人口是2800萬，這是講法國本土。當時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都被他佔領了。後來他還佔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以前還佔領過埃及和敘利亞。他佔領得太多了。樹敵太多。(1968年6月21日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記錄)
後頭拿破崙佔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此人後頭犯了錯誤，政策也是不大對了。第一是不該去占那個西班牙，第二是不該去打俄國。……拿破崙還犯了一個錯誤。他的海軍比英國弱，跟英國打了一仗，就被消滅了。(1972年7月10日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
有對歷史的總結，有對英雄的惋惜，更有立足現實國際關係的考慮，透露出中國受到當時霸權國家威脅的一種特殊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