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坎坷：毛泽东一生经历的10大尴尬事——寧都遭貶

　　比起鄂豫皖蘇區創始人許繼慎（北伐名將、葉挺獨立團二營營長）、曾中生等被錯殺的慘狀，毛澤東雖然也在中央蘇區受到了長達三四年的排擠和冷落，終於還能保留臨時政府主席這樣的名義和政治局委員這樣的發言權，並因為被賦予了隨軍長征的資格而同時擁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應該算是十分地幸運。

　　在成功地率軍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圍剿之後，在力主撤贛州之圍而在漳州指揮了一場漂亮的攻城戰之後，在紅一方面軍政委身份失而復得之後，在與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的軍中磨合已經取得相當的效果之後，毛澤東先是在蘇區中央主持的寧都會議上被項英、任弼石、顧作霖、張聞天等貶去兵權，又在黨的總負責博古進入蘇區後因長期糾"羅明路線"而讓毛澤東再次退隱後門家庭冷落。後期進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再也與"長於軍事"的他無緣。

　　可毛澤東在終於贏得了政治失意後的天倫之樂後沒有自暴自棄。他一方面抓緊時間養病、讀書和調研，一方面不時地對外界施加影響比如代臨時政府駁斥關於"伍豪自首"謠言、公開干預對肖勁光的審判、受周恩來之托去於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澤東終於承受住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加之於他的各種磨難，並因為個人在共產國際和紅軍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響力，以及個人的積極爭取，而獲得了隨軍遠征的機會。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攜毛澤東長征，也是出於如果留下毛澤東可能會對留守的項英、陳毅不利的擔心。可年輕的博古沒有想到的是，心計縝密的毛澤東同樣會對他不利。

　　長征途中，同樣病中的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三位在後期的長征中對博古們實現了全面奪權（毛取得了軍事上的發言權、張當上了黨的總負責）的三巨頭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加上博古李德的慘敗，讓紅軍自出發前的八萬六千人一躍而減員至三萬多人，且長征策略機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靈動，由毛啟動而由王稼祥具體聯絡、發起的遵義會議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開，因為三人的大力進攻和周恩來審時度勢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轉。毛澤東再次掌握兵權並因此而開始涉足更多的權柄。

　　被張國燾和王明等強烈指斥為"不合法"的遵義會議，在今天仍然有著許多神秘的面紗沒有揭開。但是一方面，毛澤東東山再起成為不可更易的事實；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黨務上的脫穎而出表示了認可，這就從根本的意義上確認了遵義會議的既成事實。

　　從湘江戰役中敵方戰報中相對擴大的數字加總也不超過五萬情況和王明所稱的諸多損失都是開了小差的說法來看，再對應於劉英口述中所說長征前的大規模"擴紅"，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紅軍在突破湘江之後大量減員，非戰鬥減員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損失慘重的紅軍，在長征前進行了對蘇區的極大規模的擴紅行動，從而使得紅軍主力的紅一、三、五軍團的人數都達到了二萬人左右，這其中有著相當數量未經有效訓練和教育的新參軍戰士。在逐步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轉向外線後，許多新戰士因為貪戀故土並感到前途渺茫而選擇了回歸老家，這應該是長征初減員很大的一個原因。

　　但不管減員的具體結構如何，湘江之戰後博古因壓力過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狀態顯然讓毛澤東的反擊減少了許多對抗。在遵義會議上，雖然有一些人如鄧發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辯論和抗爭則也是事實。李德一怒退出會場，不僅對保住博古無補，反而讓那些政治局委員和軍人增加了對他的反感。凱豐倒是為博古辯解，但可惜他的論據太容易駁倒而只好說出"走著瞧"這樣基本上等於是認輸的軟弱之詞。

　　寧都遭貶時對毛澤東做出不利決策的幾個人，有的（如項英、任弼石）不在遵義現場，有的（張聞天）已經倒向毛澤東，有的（周恩來）同情毛澤東。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和協助周恩來抓軍事的助手（後來這種主輔關係逆轉），大大地洗雪了"前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