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時郭沫若送的手錶
1961年8月，毛澤東在廬山的一次舞會上，結識了江西農墾文工團的演員刑韻聲，交談中，小刑驚訝地發現主席手上戴的那塊表又老又舊，表殼上的鍍鉻都快脫光了，錶盤上的刻度模糊不清。小刑問：“主席，這表這麼舊了，您怎麼不換一塊呀！”
“喔，這可不能換。這塊表跟了我幾十年哩，為我立下了大功呢！”毛澤東連連搖頭，又深情地撫摸著那塊表。
這是一塊非同尋常的表。
1945年8月28日這天，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的資訊，早已在山城掀起了一股“旋風”。蔣介石自然不會“屈尊”到機場迎接，迎候在九龍坡機場的是一批渴望和平的民主人士：郭沫若、邵力子、雷震、沈鈞儒、張瀾、黃炎培……郭沫若以他詩人的敏銳捕捉到了這樣一個細節：
銀機降落，毛澤東高大的身軀出現在艙門口，他頭戴盔式帽，身穿中山裝，足踏黑皮鞋，舉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郭沫若發現，毛澤東手腕上沒有戴表。
那個年代，手錶已非常時髦，不光實用，且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歡迎毛澤東赴渝的各方賢達幾乎都有一塊高級手錶或懷錶，陪同毛澤東的赫爾利、張治中更是如此，可是毛澤東竟然連手錶都沒有。一方面，郭沫若深感共產黨人的清貧、艱苦；一方面預感到毛澤東即將在重慶度過的險惡的日日夜夜，沒有一塊表是極為不便的。
毛澤東走下舷梯，與潮水般湧上來的人群握手，當毛澤東與郭沫若的視線相遇，如同多道溪水的交匯，立刻激起一朵浪花——這兩位故交知己，一時竟說不出話，郭沫若激動之時，忽然從自己腕上摘下一塊表，雙手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卻未感意外，欣然接受，似乎不用言語，心已相通。
如此場合，公開地贈送禮物，且禮物價值不菲，送者和受者都是那麼坦然，旁觀者也是那麼坦然。這其中蘊含了非同一般的交情。
毛澤東、郭沫若此前只在武昌見過面，但兩人一見如故。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興趣，使他們心心相印。
應該說，毛澤東、郭沫若的深厚而長久的情誼，是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的深刻的理解上的，如他們都對中國歷史和詩詞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彼此人格的尊重，特別是事業上的互相支持。
1937年抗戰爆發後，海外遊子郭沫若從敵國日本返回祖國，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這位大詩人、大學者，以其神來之筆，寫出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歷史劇和大量詩文，鞭撻國民黨、蔣介石禍國殃民、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行徑。這些歷史劇在重慶等國統區上演，引起民眾強烈共鳴。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稱讚：“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郭沫若寫成《虎符》時，正值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變後，該劇明顯含有影射之意，因此僅演一次就被勒令停演。毛澤東卻請董必武轉交郭沫若一封電報：“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
此後不久，即1944年3月，郭沫若發表了紀念明末李自成起義失敗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一出，引起很大反響，毛澤東在當年11月21日親筆致信郭沫若：
“……武昌分手後，成天在工作堆裏，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檔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你的史論、史據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
毛澤東很少寫長信，而這封信頗長，且言辭切切，足見毛澤東與郭沫若情誼的深厚。就在寫這封信後七八個月，毛澤東來到了重慶，毛、郭二人獲得了互相渴盼已久的第二次見面機會——這也是久別近20年之後的再次相見。因此，那一塊手錶成了毛、郭此次相晤的信物。
這塊不尋常的表，外殼為圓形，系機械表，表徑4釐米，字型“12”數字下有“Ω”符號和OMEGA字樣，錶帶為棕色牛皮制。產自世界鐘錶王國瑞士。關於這表的來歷，一說為郭沫若遊歷歐洲時所購，一說為郭沫若訪蘇時，蘇聯友人贈送。本來，毛澤東是不輕易受人饋贈的，即使接受了禮品也大多交公，可是這塊表卻陪伴毛澤東到臨終，也就是說，毛澤東戴這塊表長達30餘年。
雖然，毛澤東這30年間，一直將歐米嘎錶帶在身旁，但使用頻率不很高，因為手錶不可能改變毛澤東晝夜顛倒的生活習慣，特別是他連續工作幾天幾夜時，手錶更被遺忘了。
再說1961年9月中旬，毛澤東要離開廬山了，小刑頗有些難捨難分，送點什麼東西給主席作留念呢？她想起了毛澤東那塊老掉牙的手錶，心想：主席日理萬機，年齡越來越大，眼睛越來越不好使，需要一塊好表。她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表。這是塊英格納表，是她參加工作時，母親用多年積蓄的200元錢給她買的，平時她格外愛惜，一般時候不戴。現在，她毅然從手腕上摘下表來，雙手遞給毛澤東，說：“主席，沒什麼東西送給您，這塊表就給您作個留念吧！”
毛澤東有些驚訝，但看到小刑這麼真誠，他非常感動，略微遲疑了一會便收下了。小刑又說：“主席，我有點要求，你到了北京，不要忘了江西還有我這個老百姓。還有，您不要忘了給這表上弦。”
毛澤東連說：“不會，不會。”他又拍了拍上衣的左邊口袋：“這表我放在這裏。”
毛澤東可不願白受人家的禮，只聽他對小刑說：“你是個大方人啰，我也不能小氣。”
他走到桌前，從一疊他練筆時寫下的詩詞墨蹟中抽出《紅軍不怕遠征難》等，說：“就送幾首詩給你吧！”毛澤東又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將詩稿小心包好，吩咐說：“好好放好，不要讓人家看見，我是作為朋友送給你的。大家都沒有，你有，人家會嫉妒的，將來對你不利。”
到了1962年3月，毛澤東南下視察戰備工作至南昌，他沒有忘記小邢，他們再次見面時，毛澤東發現小刑的手腕仍空著。“小邢，你把表送給了我，你自己還沒有買表啊，這對你工作學習不利，還是得有塊表……我一定要回送你一塊表。”5月份，毛澤東在上海，小邢也到了上海。毛澤東又想起了表的事，特意叫人打電話到北京瑞士大使館定購了一塊表，然後叫吳旭君專門送到小刑家。
當然，小刑送給毛澤東的表，毛澤東只是作為一份友誼珍藏著，他平時使用的仍是郭沫若送的那塊表。
歐米嘎在他的手上戴久了，表底發黃，字母模糊，錶帶也破了，工作人員建議毛澤東換一塊，但毛澤東不同意，他說：“放到表店修一修，換根錶帶還可以戴。”後來，表的機件失靈，恰逢瑞士友人送給毛澤東一塊金表，工作人員趁機要給毛澤東換表，毛澤東只得將金表戴在手上，但感覺太重，只戴了幾天就取下來，吩咐上交國庫，並要求將歐米嘎表再修一次。於是這塊瑞士表重訪北京亨得利鐘錶店，修好後，毛澤東繼續戴著，直到1976年9月逝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