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一、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
　　（一）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著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在為著保衛祖國而戰。
　　（二）但是我們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1〕，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2〕，八月中央政治局的決議〔3〕）：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戰爭。
　　（三）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種抗戰，才是群眾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
　　（四）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著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于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
　　（五）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六）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全面抗戰中，必須執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4〕，必須有一個完全執行這個綱領的政府和軍隊。
　　（七）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勢是這樣的：
　　1、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國民黨的戰線已被擊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長江流域進攻。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已表現不能持久。
　　2、英、美、法等國政府為它們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國，還限于口頭上的同情，而沒有什么實力的援助。
　　3、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國主義。
　　4、國民黨對于它的用以進行片面抗戰的一黨專政及其對民眾的統制政策，還不愿意作原則上的改變。
　　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
　　另一方面則表現：
　　1、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影響極大地極快地擴大，“民族救星”的聲浪在全國傳布著。共產黨和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鉗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進攻。
　　2、民眾運動開展了一步。
　　3、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
　　4、國民黨中主張改革現狀的勢力正在增長。
　　5、世界人民反對日本和援助中國的運動正在發展。
　　6、蘇聯正在準備用實力援助中國。
　　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因此，目前是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片面抗戰已經無力持久，全面抗戰還沒有來到。這是一個青黃不接的危機嚴重的過渡期。
　　（九）在此期間，中國的片面抗戰可能向三個方向發展：
　　第一個方向，結束片面抗戰，代以全面抗戰。這是國內大多數人的要求，但是國民黨還沒有下決心。
　　第二個方向，結束抗戰，代以投降。這是日寇、漢奸和親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反對。
　　第三個方向，抗戰和投降并存于中國。這將是日寇、漢奸和親日派無法達到第二個方向的目的，因而實行其破裂中國抗日陣線的陰謀詭計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動這一著。這個危險嚴重地存在著。
　　（十）依目前形勢看來，國內國際不許可投降主義得勢的因素，占著優勢。這些因素是：日本堅決滅亡中國的方針使中國處于非戰不可的地位，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存在，中國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內多數黨員的要求，英、美、法顧慮到國民黨投降對于它們利益的損失，蘇聯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國的方針，中國人民對于蘇聯的深切希望（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好好地組織起來，不但將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將克服停頓于片面抗戰的因素。
　　（十一）因此，從片面抗戰轉變到全面抗戰的前途是存在的。爭取這個前途，是一切中國共產黨員、一切中國國民黨的進步分子和一切中國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務。
　　（十二）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現在是處在嚴重的危機中。危機也許將延長，也許將較快地被克服。決定的因素，在中國內部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在這一合作的基礎上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是工農群眾的力量；在中國外部是蘇聯的援助。
　　（十三）國民黨有在其政治上組織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這種可能〔5〕。這主要地是因為日本的壓迫，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中國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內部新生力量的增長。我們的任務是爭取它實現這一改造，以便作為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基礎。這一改造無疑須得到國民黨中央的同意，我們是站在建議的地位。
　　（十四）改造政府。我們提出了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的方針，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這一改造也無疑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
　　（十五）改造軍隊的任務是建立新軍和改造舊軍。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內建立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軍隊，則抗日戰場上必能開始看到轉機。這種新軍將影響并團結一切舊軍。這是抗日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軍事基礎。這一改造，同樣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八路軍應在這一改造過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軍本身應該擴大。
　　二、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
　　（十六）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6〕，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十七）關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
　　（十八）在盧溝橋事變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十九）還在四月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時，又在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時，特別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洛川會議）時，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
　　（二十）為什么要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呢？這是因為：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于共產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斗爭”的叫囂，國民黨關于“共產黨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于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于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7〕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8〕），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
　　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二十一）幾個月以來，主要是抗戰以來，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組織，對這種已經發生的和可能發生的投降主義傾向作了明確而堅決的斗爭和必要的預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在參加政權問題上，中央發出了一個決議案的草案〔9〕。
　　在八路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傾向作斗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后某些個別分子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等現象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等現象上面的老的軍閥主義傾向同其根源（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群眾）；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時期發生的，它帶著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因受國民黨干涉而改為政訓處的政治部的名稱，現在已經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并堅持地執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證了八路軍作戰上和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八路軍干部的要求，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據地，同樣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糾正了“議會主義”傾向〔10〕（當然并不是第二國際的議會主義，這種議會主義在中國黨內是沒有的），堅持了反對土匪、敵探和破壞者的斗爭。
　　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系上的無原則傾向〔11〕（遷就傾向），重新開展了群眾斗爭。
　　在隴東，情況和西安大體相同〔12〕。
　　在上海，對“少號召，多建議”的章乃器主義給了批評，開始糾正了救亡工作中的遷就傾向。
　　在南方各游擊區〔13〕――這是我們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是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后還用“圍剿”政策企圖消滅、在盧溝橋事變后又改用調虎離山政策企圖削弱的力量――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1）無條件集中（適應國民黨拔去這些支點的要求）的防止；（2）國民黨派人的拒絕；（3）何鳴危險（被國民黨包圍繳械的危險）〔14〕的警戒。
　　在《解放周刊》〔15〕，堅持了嚴正的批評態度。
　　（二十二）為了堅持抗戰和爭取最后勝利，為了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必須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這個基礎上面的統一戰線。離開了這個基礎，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戰線，這樣的合作就變成無原則的行動，就是投降主義的表現了。因此，“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二十三）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這是我們的戰略出發地，喪失了這個陣地就一切無從說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還在另一方面，這就是為了發展陣地，為了實現“動員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積極的目的。保持陣地和發展陣地是不可分離的。幾個月來，更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左翼群眾是在我們的影響下團結起來了，國民黨營壘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長中，山西的群眾斗爭是發展了，黨的組織在許多地方也發展了。
　　（二十四）但是必須清楚地懂得，黨的組織力量，在全國，一般地說來還是微弱的。全國的群眾力量也還是很薄弱，全國工農基本群眾還沒有組織起來。所有這些，一方面由于國民黨的控制和壓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我們自己的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這是我黨在現時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最基本的弱點。不克服這個弱點，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實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一定要克服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
　　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
　　（二十五）上面說的是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它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不徹底性。不克服這個傾向，就不能進行勝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就不能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就不能保衛祖國。
　　但是還有一種投降主義，這就是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它引導中國去適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使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國人變為亡國奴。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
　　（二十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翼集團是共產黨率領的群眾，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去擴大和鞏固這個集團。這一任務的完成，是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的基本條件，是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條件。
　　（二十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間集團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上海各大報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傾了〔16〕；復興社中有一部分人是開始動搖了，　團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動搖中〔17〕。抗戰的軍隊是得到了嚴重的教訓，其中某些成分是開始了或準備著改造。我們的任務，是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
　　（二十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害怕戰爭對于他們的財產的破壞，另一方面害怕民眾的起來，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漢奸，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僅僅個別有特殊情況的分子是堅決的。他們中間有些人之所以暫時加入民族統一戰線，是被迫的和勉強的。一般地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是為期不遠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中的許多最壞的分子，正在策動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是謠言的制造廠，“共產黨暴動”、“八路軍退卻”一類的謠言，今后將要與日俱增。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并且在這個斗爭中，擴大和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
　　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的關系
　　（二十九）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后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和勞動群眾的解放，為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斗爭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和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的投降傾向，要使這一斗爭開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這是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提綱。從這時起，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反對這個提綱；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才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

　　注釋
　　〔1〕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分析了當時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發展的狀況，提出了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責任，并且著重指出：“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
　　〔2〕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會議開始的時候，毛澤東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見本書第一卷）。本文談到的這次會議提出的原則問題，見毛澤東的這個報告。
　　〔3〕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內容如下：“（一）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占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二）南京政府在日寇進攻和人心憤激的壓迫下，已經開始下定了抗戰的決心。整個的國防部署和各地的實際抗戰，也已經開始。中日大戰不可避免。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三）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過去階段中，由于國民黨的不愿意和民眾的動員不夠，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主的任務，這必須在今后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去完成。（四）在這一新階段內，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區別和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五）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本黨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即是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具體的道路。（六）今天的抗戰，中間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的是由于國民黨還不愿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相反的，他們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和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同民眾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去徹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為全民族的國防政府。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的勝利，然而決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相反的，這種抗戰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七）由于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后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沖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我們應該克服一切困難，為實現本黨所提出的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而堅決奮斗。堅決反對與此綱領相違背的一切錯誤方針，同時反對悲觀失望的民族失敗主義。（八）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義的。”
　　〔4〕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5〕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國人民曾經希望國民黨進行改革。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廣大人民的壓力下，也作了許多準備改革的諾言，但隨后又一個一個地背棄了自己的諾言。因此，當時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國民黨改革的可能性沒有實現，正如后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所說明的：“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落空了。”
　　〔6〕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時他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革命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其后，陳獨秀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授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7〕廬山訓練班，又名廬山暑期訓練團，是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蔣介石在江西省廬山舉辦的。受訓的有國民黨黨、政、軍、警、教育等部門的高中級人員。
　　〔8〕當時章乃器主張“少號召，多建議”。事實上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情況之下，單是向國民黨建議是沒有用處的，必須直接號召民眾起來向國民黨作斗爭。否則，就不可能堅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國民黨的反動。所以，章乃器這個主張是錯誤的。后來，他已逐步地認識了這個錯誤。
　　〔9〕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內容如下：“（一）今天抗戰的形勢，急需要有一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才能有利于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準備參加這樣的政府，即直接公開擔負政府的行政責任，并在其中起積極作用。然而今天還沒有這樣的政府。今天有的，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二）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即在今天的國民黨政府（甲）接受本黨所提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基本內容，依據此內容，發布施政綱領時；（乙）在實際行動上已經開始表示實現這一綱領的誠意和努力，并在這方面獲得相當成績時；（丙）容許共產黨組織的合法存在，保證共產黨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自由時，中共才能去參加。（三）在黨中央沒有決定參加中央政府以前，共產黨員一般地不得參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參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屬于政府行政機關的各種行政會議及委員會。因為這種參加，徒然模糊共產黨人的面目，延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于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無利的。（四）但在特殊地區的地方政府如戰區的地方政府中，由于舊的統治者已不能照舊統治，基本上愿意實行共產黨的主張，共產黨已經取得了公開活動的自由，并且由于當前的緊急形勢，使共產黨的參加在人民和政府看來，均已成為必要，共產黨可以去參加。在日寇占領區域，共產黨更應公開成為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組織者。（五）共產黨在沒有公開參政以前，參加全國國民大會之類的商討民主憲法和救國方針的代議機關，在原則上是許可的。因此，共產黨應力爭自己的黨員當選到大會中去，利用國民大會的講臺，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用以達到動員人民和組織人民在共產黨周圍，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六）共產黨中央及地方黨部和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在一定的共同綱領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則之下，可以組織統一戰線的組織，如各種聯合委員會（例如國民革命同盟會、群眾運動委員會、戰地動員委員會等）；共產黨應該經過和國民黨的這種共同行動，以達到國共兩黨的合作。（七）在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紅色政權機關改為特區政府之后，它們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經取得的合法地位，參加到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國的軍事的和群眾的機關中去。（八）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
　　〔10〕這里所說的“議會主義”傾向，指當時共產黨內有些同志主張把抗日根據地內人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制度改變為資產階級國家中的議會制度的一種意見。
　　〔11〕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西安的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發出通告，無理取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以及其他進步團體。當時，中國共產黨陜西黨組織中的一些同志，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下作了無原則的讓步，于同年九月間自動解散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要該會的一些干部參加國民黨包辦的陜西省各界抗敵后援會設計委員會。西安的群眾救亡運動因此受到嚴重影響。中共中央隨即糾正了這種無原則的遷就傾向。陜西省黨組織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廣泛地發動群眾，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展開堅決的斗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西安各界群眾的救亡團體，又以新的組織形式普遍建立起來。
　　〔12〕這里所說的隴東，指甘肅省東部的慶陽、合水、鎮原等地。一九三七年春，中共隴東特委曾經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無理限制，領導當地人民群眾，建立各種抗日救亡組織，進行抗日斗爭和各項民主改革。七七事變以后，中共隴東特委的一些同志，對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無原則的讓步，自動解散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一些進步團體，使當地的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遭受到很大損失。不久，中共中央糾正了這種錯誤。隴東特委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指示，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活動進行了必要的斗爭，在隴東所屬各縣相繼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界群眾組織，重新發動了抗日民主運動。
　　〔1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南方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五個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堅持游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他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國民黨進行談判，要求停止內戰，開赴前線抗日。根據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除瓊崖游擊區外的大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合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軍軍部成立。一九三八年春，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后創立、發展和鞏固了蘇南、蘇中、蘇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東等敵后抗日根據地。
　　〔14〕何鳴（一九一○――一九三九），廣東萬寧人。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閩粵邊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等職。同年六月，他作為中共閩粵邊特委的談判代表，同國民黨軍第一五七師就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協議。這一協議的簽訂，標志著閩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形成。七月，他率領紅軍游擊隊進駐國民黨軍第一五七師指定的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編。由于他喪失警惕，存在嚴重的右傾思想，致使閩粵邊紅軍游擊隊近千人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
　　〔15〕《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一九三七年四月創刊于延安，在一九四一年《解放日報》創辦后不久停刊。
　　〔16〕指當時《申報》等報紙所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
　　〔17〕復興社和CC團是國民黨內的兩個法西斯組織，是蔣介石用以維護統治的反革命工具。復興社的主要骨干是賀衷寒、戴笠等，CC團的首領是陳果夫、陳立夫。但是，這兩個組織中有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是被迫或者被騙加入的。這里所說的復興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當時國民黨軍隊中的一部分中下級軍官；所說的CC團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當時其中非當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