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哪三部小說誰不看完誰就不算中國人？
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列寧曾指出：“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又說：“如果你們試圖從這裏得出結論說，不掌握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就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為不必領會共產主義本身借以產生的全部知識，只要領會共產主義的口號，領會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足夠了，那是錯誤的。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①
對傳統文化，陳雲和毛澤東一樣都主張采取“古為今用”的方針，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毛澤東讀書(資料圖)
毛澤東和列寧的觀點基本一致。他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方針。他多次強調：“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遺產。”②“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曆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曆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③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十分喜愛並大量閱讀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典籍。他對中國曆史、傳統文化的熟悉程度在黨內是無人能及的④。他曾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⑤在閱讀這些文化典籍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獲得了很高的文學素養，而且從中吸取了很多臧否人物、認識社會、分析問題，乃至治國安邦的成功經驗和豐富教訓。比如他對《紅樓夢》的評價就堪稱“紅學”一家言①。
在文藝的發展方針上，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針。他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實際、深入生活。陳雲對此十分贊同，1959年11月，他在浙江杭州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通過發動藝人搞創新和整舊工作，可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領導。”“通過創新和整舊，可以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滿足廣大聽眾的需要；二是促進藝人的思想改造；三是提高書目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他強調：“這一藝術形式要發展，必須更深入工農群眾。評彈藝術如能為廣大工農群眾所掌握，他們可以用這種形式來教育自己，也可以參加創作，豐富評彈的演出書目。”②
毛澤東主張對傳統的文藝形式，要堅持“推陳出新”的方針③，特別是要著重內容的更新。他曾說過，我們先從內容著手，形式目前不忙改。等到將來奪取大城市後，再對舊戲進行大的改造。就個人的興趣愛好而言，毛澤東似乎對經過長期曆史發展而形成的較為成熟的藝術形式更為欣賞。以詩歌為例，毛澤東本人一向對新詩不敢恭維，他曾說過，我反正不看新詩，除非給我100大洋④。他本人的詩作，除了少數幾首名氣不大的新體詩外，寫得好的幾乎都是舊體詩詞作品。並且一直不贊成發表自己的詩詞作品，怕因此“謬種流傳，貽誤青年”。但是，毛澤東卻曆來主張，詩歌創作應“以新體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⑤1958年，在“大躍進”的火熱歲月裏，他在成都會議上，要求各地效法孔子編《詩經》的做法，廣泛收集民間歌謠。他說，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幾張紙，寫寫民歌。這個工作，北京大學做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民歌。在4月武漢會議上的一次插話中又說，各省搞民歌，發動學生們寫，軍隊從士兵中間搜集。經過毛澤東的倡導，全國各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搜集民歌運動。最後經專業工作者加工編輯成《紅旗歌謠》，共收了300首民歌。盡管毛澤東對這次嘗試並不滿意，但他想通過倡導新民歌的這一新的藝術形式，以盡快普及和提高廣大人民的文化藝術水平的目的還是應該值得肯定的。
毛澤東曆來認為，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在起著滿足人民群眾娛樂需要的同時，也同時承擔著教育人民的責任。因此，藝術作品歌頌什麼、反對什麼，以什麼內容為主要題材，就決不是小事情。在新的藝術形式一時還難以為大多數群眾所接受的時候，就要考慮到通過利用傳統的藝術形式，增加新的時代內容等方式，這樣做就可以一方面滿足人民群眾的娛樂需求，一方面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1937年8月，毛澤東在同丁玲談話時說：“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對抗戰有利。”①考慮到普通群眾的接受程度和欣賞習慣，毛澤東主張，要在舊戲中加上抗敵或民族英雄的故事，以適應時代的要求。
延安時期，當毛澤東看了新編曆史劇《逼上梁山》後，當即產生強烈的思想共鳴①。因為該劇將他在青少年時代就認識到的被曆代統治者和文人墨客有意無意給弄顛倒的曆史重新顛倒了過來②。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他寫道：“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有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③此後，延安平劇院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以《矛盾論》中對《水滸傳》中三打祝家莊故事的分析，創作了《三大祝家莊》劇本。在具體寫作中，毛澤東又明確指出，劇本要寫好這樣三條：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眾力量。該劇上演後，毛澤東當即寫信慶賀：“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④
但是，對一個相對穩定、成熟的劇種的改革，並不可能很快就能收到立杆見影的效果。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工人代表大會召開了一個慶祝晚會。會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圖》、《二進宮》、《五典坡》等傳統戲劇曲目，當地老百姓扶老攜幼，老年人穿著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將整個劇場包圍得水泄不通。在文化娛樂活動非常少的情況下，出現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但毛澤東見到此情此景後，還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認為，盡管晚會上演出的劇目，內容太陳舊，但是由於老百姓喜歡秦腔這種藝術形式，所以我們還是應當去搞。同時要利用另一種很受勞動人民喜愛的傳統藝術形式--秧歌。後來，他又明確指出：“在藝術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舊戲班，利用秧歌隊總數中占90%的舊秧歌隊。”①在毛澤東的提倡下，到1943年春節期間便出現了大規模的、為陝北人民喜聞樂見的“秧歌運動”。首先是魯藝的秧歌隊扭遍整個延安城，並演出街頭秧歌劇《兄妹開荒》等，得到延安人民的歡迎。此後，秧歌運動在延安普遍展開，由魯藝而各劇團、各機關學校；又由延安而陝甘寧邊區，由陝甘寧邊區而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