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憂患意識看他的廉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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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黨的憂患意識，按照常理，一般都是從黨執政以後出現問題而提起。我覺得，對毛澤東這樣一些老革命家而言，他們自學生時代始，就有了憂患意識。因為他們出生在一個極度貧弱的舊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列強的蹂躪，內有反動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他們為國家的前途命運和人民的生活疾苦擔憂。這就是初始的憂患意識。就毛澤東來說，在還未走出鄉關韶山時，他喜愛讀的鄭觀應《盛世危言》，成為培育其憂患意識的啟蒙讀物。在到省城長沙讀師範時，他喜歡作社會考察，當“遊學先生”，寫了很多筆記。同學們贊譽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對人民的疾苦，對社會的腐敗，充滿了憂慮。這表明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有了較為明顯的憂患意識。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的驅動，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改變國家的面貌和人民的苦難，他才投身革命，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以後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前途命運的思想武器，在實踐中摸索出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社會和革命實際相結合這一根本法寶，從而開辟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

　　毛澤東的廉政思想，主要是他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廉政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盡管過去曆代封建統治者不能完全做到廉政，但作為主流文化是要求廉政的。毛澤東深受優秀傳統文化薰陶，姑且不去追溯建黨和大革命時期，就僅從井岡山創建新的革命政權始，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和革命事業的成功，他的憂患意識在某些方面就內化為他的廉政思想了。他始終要求革命工作人員為老百姓服好務，與各種不好的思想作鬥爭，守紀廉政。就他個人言，他的一生是廉潔的一生。隨著曆史的發展，他的廉政思想也愈益豐富，到晚年還具有某種複雜性。這裏不作系統、完整地概括，主要從曆史經緯角度對其廉政思想作點概略式梳理。
　　一、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的廉政思想
　　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開辟的。毛澤東的憂患意識在這個時期內化為廉政思想也顯出不同的特點，並逐漸豐富起來。
　　先看井岡山鬥爭時期。1927年秋到1929年初建立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草創時期，他的廉政思想處於萌芽階段。盡管如此，他對於那時新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機關，就要求接受群眾監督，對出現的貪汙腐化分子進行清理和嚴懲不貸。黨組織大發展後，成分不純，在1928年就“厲行洗黨”。經過整黨後，如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指出：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那時的廉政初始要求。同時還要求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反對各種錯誤傾向。這集中地反映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在這個決議中還第一次提出了“新份子入黨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6、不吃鴉片，不賭博。這6條很樸實，是根據當時紅四軍黨內的實際情況提出的。就前5條言，目前入黨的條件要求會比這些表述的更規範，但其精神實質是一致的。就此而言，它並未過時。至於第6條，是因為四軍成分複雜，有相當一部分是從舊軍隊改編過來的，吃鴉片、賭博的壞習氣帶到紅軍中和黨內來了。為了杜絕此等惡習，不能不將此作為入黨條件之一嚴肅提出。這6條入黨條件，也可視為對新黨員的廉政要求。古田會議決議所提出的這些要求，雖然是在下井岡山之後，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卻始自於井岡山鬥爭時期。因而，上述毛澤東的廉政思想可歸於井岡山鬥爭時期。
　　再看中央蘇區時期。中央蘇區從1929年1月下山轉戰閩西贛南始開辟，到1934年10月長征而離開，前後將近6年。在這近6年間，毛澤東的廉政思想開始綻放。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他的廉政思想不僅貫穿在建政過程中，也貫穿在整個中央蘇區的活動始終。其主要廉政思想有以下四點：
　　（一）毛澤東廉政思想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這個思想集中薈萃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講話中。他說：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並且指出，“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中央蘇區的廣大幹部，正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努力解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廣大群眾才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積極參軍支前，從而使中央紅軍打破國民黨軍的一次又一次“圍剿”，使中央蘇區存在了近6年之久。
　　（二）毛澤東廉政思想的主要指向是“兩個反對”。一是反對貪汙和浪費。他在二蘇大報告中講了我們非常熟悉的那段精典語錄：“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二是反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這兩個主義與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的宗旨和核心相背離，顛倒了公僕與主人的關系。毛澤東堅決反對這兩個主義有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這兩個主義脫離群眾，是蘇維埃政府中絕對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兩個“極壞的家夥拋到糞缸裏去”。中國共產黨真正的局部執政，應當說是始於中央蘇區。在這裏，有了黨中央和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從毛澤東的“兩個反對”可以看出，黨從執政之始就明確要求廉政、勤政。
　　（三）毛澤東廉政思想的基本特點是“兩個強調”。一是強調思想教育，提高黨員和幹部隊伍的素質。1929年4月，紅四軍轉戰贛南在興國舉辦幹部訓練班時，他強調共產黨的幹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彌陀佛”一樣時刻叨念爭取群眾。此後，蘇區相繼創辦了黨校、紅軍學校、蘇維埃學校和其他幹部學校，為教育廣大幹部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強調檢查監督，積極推進制度建設。1933年12月，中央政府頒布了關於懲治貪汙行為的訓令，宣布：凡貪汙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汙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監禁；貪汙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監禁；貪汙公款在100元以下，處以半年以下的強迫勞動；同時均要沒收其本人家產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其貪汙之公款。凡挪用公款為私人營利者以貪汙論罪。1932年至1934年在瑞金就處決了至少9名貪汙腐敗分子。那時，審計制度已成為一項重要制度。中央審計委員會在1934年9月發布的《關於四個月節省運動的總結報告》，對中央各機關的勤儉節省情況作了認真審計，指出：“我們可以誇耀著：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就總體而言，蘇區黨政機關是中國曆史上最清廉的機關，黨政軍群工作人員是中國曆史上最清廉的官員。這說明黨在中央蘇區的執政雖然時間不長，但卻創造了中國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跡。
　　（四）毛澤東廉政思想貫徹的重要途徑是“兩個深入”。一是深入實際，做調查研究。他強調：“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中央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二是深入群眾，解決民生疾苦。他稱贊興國等縣鄉的基層幹部，指出：他們用盡一切努力“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因而“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鬥爭”。他表彰興國等縣、鄉蘇幹部做的是第一等的工作，是蘇維埃工作的模範。這“兩個深入”為我們黨樹立了一個好的傳統作風，至今仍然需要全黨大力弘揚。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的廉政思想，雖然還有待進一步展開，但上述思想為中央蘇區時期的廉政建設指明了正確方向，也為黨的廉政思想理論走向成熟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毛澤東在延安和西柏坡時期的廉政思想
　　1935年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曆史偉大轉折，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黨中央到延安後，經過抗日戰爭，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特別是到了抗戰後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抗戰的中流砥柱，毛澤東的憂患意識也進入一個新階段。他不僅憂怎樣奪取抗戰的勝利，更開始憂怎樣奪取全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憂患意識引發的廉政思想在這一時期走向成熟，內容異常豐富。作為這一時期廉政思想的標志，可以三個“對談”和“兩個務必”為代表。
　　三個“對談”，首先是與郭沫若的“甲申對”。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寫了《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的毛澤東贊賞郭文，要全黨“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是年11月，毛澤東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缺點錯誤，希望隨時示知。毛澤東與郭沫若的這次筆談，可稱之為“甲申對”。它將毛澤東為奪取中國革命的憂患意識展現無餘。
　　其次，與黃炎培的“窯洞對”。這是大家更為熟悉的。1945年七大閉幕後，黃炎培等一行訪問延安，毛、黃兩人對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問題。毛澤東明確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兩次對談，實際上是一個主題，即如何防治腐敗，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300多年前的甲申年，先是封建大明王朝，被李自成農民軍滅亡。接著，造反打天下18年的大順農民王朝，剛坐天下僅42天，就曇花一現。這是非常典型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現。為什麼李自成農民軍亡忽得這樣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腐敗。他的大多數將領貪圖享樂，奢靡成風，無心打仗。吳三桂帶著清軍進關，當年威風凜凜的闖王大軍潰不成軍。“窯洞對”將這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現象，上升為“周期率”。
　　“窯洞對”通過對“周期率”問題的思考，初步找到破解這一問題的答案。這是毛澤東憂患意識的一次升華，為將來共產黨執政後堅持廉政思想獲得了根本之道。
　　再次，與周恩來的“趕考對”。共產黨會不會重蹈覆轍，成為李自成呢？“甲申對”和“窯洞對”時，毛澤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窯洞對”後，雖然有了初步答案，毛澤東和黨中央仍在深入思考這個問題。1948年12月，中國革命勝利在望。劉少奇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話說：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他還指出：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後，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尖銳，說明黨中央保持了非常清醒的頭腦。
　　怎樣才能防治腐敗，不被推翻？毛澤東的前兩次對談實際上給出了答案。一條是兢兢業業、永不驕傲；一條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這兩條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兩個思想的發展就是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強調的“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即兩個“務必”思想。
　　七屆二中全會閉幕後，黨中央擬將即出生的新中國定都北京。在由西柏坡遷往北京的那天清晨，毛澤東與周恩來有段對話，即人們稱為的“趕考對”。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嘛。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顯然，“兩個務必”與三個“對談”密不可分，可謂姊妹篇。從思想緣由看，“甲申對”、“窯洞對”孕育了“兩個務必”的思想因子。兩個“務必”，是這兩次對談內容的提升。“趕考對”既是“兩個務必”思想的延伸，也啟動了踐行“兩個務必”思想的平臺。毛澤東看到了革命黨變為執政黨後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危險，所以提出“進京趕考”、“不做李自成”的警告，其廉政思想掀開了新的一頁。
　　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憂患意識和廉政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廉政思想在繼續發展。1957年後，由於黨的指導思想朝“左”的方向傾斜，毛澤東晚年的廉政思想也有“左”的錯誤。曆史發展錯綜複雜，需要對建國後的毛澤東廉政思想作具體分析，引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建國初期堅持“兩個務必”，成為黨和政府清廉反腐的利劍。那時開展的整風整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都是為了廉政。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十分明確，就是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堅持“兩個務必”思想，決不當李自成，因而嚴肅處理了號稱共和國第一宗大腐敗案的劉青山、張子善，開創了新中國清廉反腐的偉大形象，成為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好的廉政時期。
　　（二）黨的八大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標志著毛澤東開啟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執政黨廉政建設的艱辛探索。他在八大提出的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實際上是在新的曆史起點上提出的執政黨廉政建設任務。八大強調執政黨建設要堅持群眾路線，對黨員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加強廉政建設的良好開端。1957年整風運動的初衷，就是根據國內外新形勢需要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問題，要求區分兩類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克服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三風”缺點。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為了建設一個廉政國家，避免重犯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錯誤。但是，隨後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對政治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造成嚴重擴大化後果，背離了整風運動進行正確廉政建設的初衷。
　　（三）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有兩個側面，正確的比較正確的和錯誤的思想並行發展，交錯主導。這就形成了“文革”前10年我國曆史發展的曲折和挫折。“文革”10年則以“左”的指導思想在總體上居於主導地位。他發動和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從初衷來說，還是希望共產黨保持它的先進性、純潔性，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不要蛻化變質，不要沾染不好的風氣，也可以說希望建設一個廉政的黨、政府和國家。因此，他提出要反對特權階層、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等等。這些，都是他的廉政思想的體現。但是，他形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後，通過不斷開展政治運動，乃至“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極端運動來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則事與願為，走向反面，造成了對黨和國家破壞的嚴重後果。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四、曆史啟示
　　無論毛澤東正確的廉政思想和實踐，還是晚年錯誤的思想和實踐，都是曆史之鏡，值得借鑒和警惕。其曆史啟示，至少有這樣四點：
　　（一）對貪腐現象零容忍，以大道理管小道理、正道理祛歪道理。劉青山、張子善利用權力，盜用公款、非法經營、貪汙等所得折合新幣近200萬元。此事被揭露後，也有人為他們“說情”。毛澤東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該案起到極大威懾效應。這是建國初期的黨和政府有很好的清廉形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改革開放30多年來，曆屆的黨和政府都堅持反對貪腐，也取得某些階段性成果，但在一個時期，沒能像毛澤東那樣堅持零容忍，某些小道理、歪道理盛行，潛規則泛濫，成為貪腐現象高發勢頭得不到遏制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一個應當反省的異常深刻的教訓。
　　（二）加強思想教育，時刻不放松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建設。毛澤東很注重對廣大幹部的思想教育。他的名言“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就沒有靈魂”，應當入腦入心。“老三篇”（《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永遠不會過時。現在，一些幹部出問題，從主觀方面追根究底來說，就是放棄了“總開關”，丟掉了“老三篇”，沒有了正確的信仰信念。因此，習近平強調“總開關”建設，以德為先，要有大德。這是對這些年來產生以百計的老虎和以萬計的蒼蠅曆史教訓的深刻總結。
　　（三）要強化群眾監督，但不搞群眾運動。毛澤東一直強調群眾監督，在“窯洞對”中提出的民主新路，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這個思想貫穿他一生的始終。但是在黨成為全國範圍的執政黨後，還繼續套用革命戰爭年代的群眾運動方法作為群眾監督的主要形式，乃至唯一形式，就犯了經驗主義錯誤。新中國60多年的曆史經驗證明，群眾監督在任何時候都不可沒有。近些年來，貪腐高發勢頭得不到遏制，就是群眾監督不力，甚至根本沒有。當然，強化群眾監督，也不能大搞群眾運動，像目前進行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強化群眾監督的一個重要創舉，應當成為新常態。
　　（四）堅持制度建設，依法治國，依法廉政。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很注重制度建設，但在1957年後，就推崇政治運動。如果極而言之，這不是依法治國，而是運動治國。比較典型的語錄，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每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即使之常態化。顯然，這不是廉政建設的正確道路。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可說是對新中國成立65年來經驗教訓深刻總結的曆史結晶。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在法治層面上破解了“窯洞對”的民主新路，因而也是廉政建設的正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