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道路三談

《毛澤東年譜（1949—1976）》全面地記述了毛澤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他逝世27年間的思想生平和業績風範，為理解毛澤東與中國道路的關係提供了歷史依據和學術支撐。這部年譜從三個方面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客觀記錄了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幾乎所有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真實呈現了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經驗；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圍繞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是如何進行理論創造的。可以說，毛澤東那一代人的理論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作了理論準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則是對毛澤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繼承和發展。

　　切入這個題目前，需要簡單梳理一下黨的現實文獻有關毛澤東與中國道路的論述。
　　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毛澤東那一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 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新中國成立後，黨領導人民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基礎性成就，“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趕上時代發展的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毛澤東思想“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日報》2013 年12 月27 日。）
　　這些論述，歸結到一點，就是從不同角度揭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中國成立後領導人民所進行的探索奮鬥，同今天我們堅持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繫和邏輯關係。由此說明，改革開放前後兩個三十年的歷史，絕不能互相否定，毛澤東與中國道路的關係不可分割。談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探索，不離開中國道路這個方向，才能更深切地體會他作為偉大的戰略家，在新中國成立後所做探索的內含和價值；反過來，談中國道路的探索和開創過程，不離開毛澤東那一代人積累的成果，才能更深切地體會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道路四個“走出來”（2013年3月17日，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參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4 頁。）中，“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這個論斷。
　　黨的文獻有關毛澤東與中國道路關係的論述，不是隨便作出來的，而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和科學論斷。當然，要深入理解這些論述，還需要做很多工作，特別是需要有充分的黨的文獻材料依據，把毛澤東與中國道路的關係具體地讓人信服地呈現出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無疑適應了這個需要，發揮了這個作用。
　　這部年譜，比較全面地記述了毛澤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他逝世27年間的思想生平和業績風範。年譜中記載的史料，有些是屬於新披露的；有些雖不是首次披露，但以編年體的形式呈現出來，顯得更加系統和全面，脈絡更為清晰。這就為我們深入理解毛澤東與中國道路的關係，提供了歷史依據和學術支撐。
　　毛澤東與中國道路的關係，從根本上說來，突出地反映在他領導黨和人民，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上面，同時也體現在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上。這裏就這部年譜記錄的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三個方面的情況，談點認識。
　　第一，道路的探索和選擇，常常是和一系列重大決策聯繫在一起的。這部年譜客觀記錄了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幾乎所有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
　　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的決策。1952年9月，毛澤東最早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時，對於如何過渡，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如何進行改造的問題，並沒有詳細說明。但是這時他已敏銳地覺察到，新中國經濟經過頭三年的發展，特別是經過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工人監督、資本技術廠務公開等手段，私營工商業的性質已經變了，屬於“新式的資本主義”，“他們已經掛在共產黨的車頭上，離不開共產黨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604頁。） 這一定性和判斷很重要，為此後確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和平改造的決策，提供了現實依據。進入1953年，毛澤東開始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手段和步驟。2月中下旬，他離京外出視察。2月 19日在武漢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漢市委負責同志談到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時，明確提出：“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採取贖買的辦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3頁。） 和平贖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曾經設想過，但沒有付諸實行。如何搞？需要調查研究。1953年四五月間，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領調查組赴武漢、上海等地調研，總結工業方面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6月15日、29日，毛澤東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這當中，私營商業與私營工業的情況有所不同。怎樣改造私營商業呢？毛澤東和黨中央最早的想法是採取逐步排擠和消滅的辦法。但很快，毛澤東發現這種政策行不通。8月6日，他在一次談話中說：“商業有一百八十萬店員，加上夫妻店、攤販有五百萬戶、一千萬人口，不能統統擠掉，要想辦法把其中一部分變為國家的零售店（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方式）。”（《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46頁。）9月 7日，他在約請部分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談話時，強調對私營商業不能採用“排擠”的辦法，明確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59—160頁。）到這時，才最終全面確立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和平改造的政策。
　　《毛澤東年譜（1949—1976）》清晰地記錄了這一重大決策的具體過程。細細品味這一過程，不難看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和平改造這個創造性決策，大方向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具體做法則來自中國的實際國情，並且是在調查研究和反復權衡中逐步清晰起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此為一例。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符合中國國情的決策，我們黨才以很小的代價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礎。
　　再一個例子是，毛澤東在“文革”中重新起用鄧小平的決策。這部年譜詳實地記錄了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後，毛澤東從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開時，關於鄧小平的20次評價，內容均是正面的。談到在黨的九大上“可以選他（鄧小平）當中央委員”，“九大誰可當選中央委員，鄧小平是一個標兵”（《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126頁。）。從這些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作出鄧小平複出的決策，並委以重任，不是偶然的，他對鄧小平的認識和評價比較一貫。從後來的歷史發展角度來看毛澤東這個絕非偶然的決策，其對中國道路的探索和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是人們容易體會到的。
　　第二，道路的探索和選擇，總是同總結和積累經驗聯繫在一起的。這部年譜真實呈現了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經驗。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既有豐富經驗，也有沉重教訓。他的一個特點是，一旦發現並且認識到某些做法是錯誤的，就會很注重總結經驗。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如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是如此。這部年譜真實而集中地呈現了毛澤東是怎樣總結和積累經驗的。
　　“大躍進”運動出現嚴重失誤後，面對經濟建設中“左”的錯誤和國民經濟困難局面，毛澤東在此後一段不短的時間裏，幾乎逢會必講總結經驗教訓。會見外賓也強調不要照搬別國經驗，關鍵是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他當時總結到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有很多方面，這裏舉幾個例子。
　　一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超越階段的問題。為克服“大躍進”中刮起的“共產風”和“窮過渡”的做法，毛澤東強調，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逐步縮小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規模。根據年譜記載，一直到 1969年 7月，他聽說有的地方又出現合併生產隊的現象，還立即派人回鄉調查。可見他對這個教訓何其敏感。
　　二是關於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有耐心的問題。“大躍進”運動的一條重要教訓是盲目冒進。1958年 11月 10日，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不要急”的想法，他說：“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05頁。）隨後，他多次提出，搞社會主義建設“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我看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後再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23頁。）又講：“鑒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01頁。）這些，在年譜裏都有詳細的記載。
　　三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的問題。“大躍進”的高指標和浮誇風害苦了我們。對這個教訓，毛澤東發現得早，汲取得快，而且是終生記取。從 1959年開始，在制定經濟建設計畫時，他講得最多的就是“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4卷，第 84頁。）他還說，這不只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據年譜記載，1965年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有關部門搞了一千億的投資總額計畫，毛澤東很不滿意，說搞這麼大的計畫盤子，老百姓怎麼得了。
　　此外，年譜還大量記錄了毛澤東強調的其他建設經驗，如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統籌兼顧，搞好綜合平衡；要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各項工作要切合實際，不能只按照需要，不根據可能；不能務虛名而招實禍；有了路線方針，還要有各方面具體的政策辦法，用以教育培訓幹部，等等。這些既是從領導方法上提出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經驗，對我們今天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是有借鑒意義的。
　　第三，道路的探索和選擇，總是和理論探索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且以理論探索為靈魂的。這部年譜充分反映了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圍繞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是如何進行理論創造的。
　　我們黨是一個重視理論指導和理論創新的黨。在全面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候，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的理論課題，緊迫地擺到了黨的面前。對此，毛澤東勇敢地挑起理論探索的重任。
　　從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毛澤東就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進行理論探索。1956年初，鑒於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暴露出的問題，毛澤東強調“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提出要推動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2卷，第 557頁。）“第二次結合”這個命題，非常了不起，為此後的理論探索，打開了閘門。對此，《毛澤東年譜（1949—1976）》有著很詳細的記載。
　　比如，毛澤東從 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連續用40多天的時間聽取 34個部門負責人的工作彙報，逐步形成“論十大關系”大致思路的情況；在 1956年4月25日經一次公開闡述十大關系後，又不斷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進一步完善講話內容；再到 1965年和1975年兩次拿出來聽取意見，或請人再次整理完善。這些情況，年譜都作了詳細記載，我們從中可看出毛澤東進行理論探索的艱辛，看出他是如何根據實踐進程和實踐需要來創造和完善理論觀點的。
　　再比如，1956年下半年，面對國際上波蘭匈牙利事件和國內一些地方群眾鬧事的新情況，毛澤東又集中思考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他在 1957年1月27日的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初步講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2月26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第二次講述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2月27日在有更多的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發表講話，一共講12個問題。3月1日在聽取大家討論的意見後，對大家所提問題又作了答復，進一步補充和發揮《正處》內容。在 1957年6月19日由《人民日報》正式發表前，《正處》的思想形成，又根據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經歷了近 4個月的腦思、口講、耳聽到手改的過程，保存下來的有 15份過程稿。對這個過程，《毛澤東年譜（1949—1976）》作了大量記載。由此我們看到，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創立過程是多麼不易。年譜 1957年4月25日那一條，記錄了毛澤東修改過程中的內心感受。他說：“講起來很容易，幾個小時就夠了，寫成文字就困難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 138頁。）
　　此外，年譜還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其他一些重大理論的思考和論述過程，如關於繁榮文化科學的“雙百”方針；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要利用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大力發展商品生產；關於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可以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關於分兩步走，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發展戰略；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國際戰略思想，等等。對這些問題，逐一疏理，我們會發現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提出新的理論創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理論創見總是現實引發和倒逼出來的；三是理論創見真正要落實到實踐當中必須有一個過程，並且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常常會出現反復的情況；四是符合歷史發展的理論創見，不會被歷史的發展所湮沒。
　　毛澤東圍繞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提出的上述理論創見，成為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毛澤東那一代人的理論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作了理論準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則是對毛澤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重要思想成果的繼承和發展。
　　總之，這部300萬字的毛澤東年譜，是我們梳理毛澤東與中國道路關係的重要文獻依據。
　　上面只是從重要決策、總結經驗和理論創建三個方面談了認識，儘管可以疏理的內容還有很多，但探討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探索同中國道路的關係，歸結起來，總需要落到他對一些重大事件的決策上面，落到他對一些探索經驗包括教訓的總結上面，落到他對一些重大理論課題的論述和創見上面，並且從中看出這些決策、經驗和理論，在開創中國道路的過程中發生的影響。當然，這當中也包括毛澤東錯誤的重大決策（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經驗總結（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錯誤的理論觀點（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些留下深刻教訓的錯誤，年譜均如實反映，作了大量記載，作為反面經驗加以總結和記取，也是開創中國道路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此看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的研究價值，是多方面的。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