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2）

2月17日

會見國民黨聯絡參謀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郭仲容可以隨行。次日，毛澤東將會見郭仲容的情況寫信告訴林伯渠。

2月22日

同朱德復電鄧小平、滕代遠、楊立三：“楊得志部既到太行，休息數日后，即率部及新兵經晉西北來邊區，趕上春耕生產。”

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討論七大的準備工作和黨的歷史問題等。關于七大的準備工作，決定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劉少奇作組織問題（包括黨章）報告。關于黨的歷史問題，決定：（一）陳紹禹、秦邦憲的錯誤應視為黨內問題。（二）臨時中央與五中全會因有國際承認，應承認是合法的，但必須指出合法手續不完備。（三）學習路線時，對于歷史上的思想問題要弄清楚，對結論必須力求寬大，目前是應該強調團結，以便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學習路線時，須指出六大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六大是起了進步作用的。（五）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時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態度，凡做得對的，也應承認它。關于憲政問題，會議決定在延安舉行憲政問題座談會，中央對各根據地發一關于憲政運動的指示。

2月26日

關于在審干坦白運動中應注意的問題，同康生復電鄧小平、滕代遠，指出：“你們的審查干部工作，已進入坦白運動，并收到一些成績，這是很好的。為使今后工作更能順利正確進行，必須認識反好斗爭是一種隱蔽的尖銳的斗爭。因為敵人是隱蔽的，所以在未發現特務之前，黨內一般的傾向，是麻木不仁，熟視無睹。又因為斗爭是尖銳的，所以在已發現特務之后，特別是進入坦白運動之時，黨內傾向就容易轉入‘特務如麻’、‘草木皆兵’。這種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規律，而且從右到‘左’，時間可能是很快的。”“在沒有開展反奸斗爭的地方，應糾正右的傾向，在已開始發動群眾反奸斗爭的地方，應防止‘左’的偏向”。電報還指出：特別是在進入坦白運動的地方，應注意下列問題：（一）“要靈活地運用坦白運動，不要機械地搬運延安各機關的經驗。”（二）“要正確地估計敵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從敵區及國民黨區來的學生、知識分子、軍人、文化人、技術工作人員等等，一切犯過錯誤的半條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務分子；不可將一切敵后或大后方黨的組織或左傾革命團體，都看成是紅旗政策的特務組織。”（三）“在坦白運動中，要不斷教育干部進行調查研究工作，搜集真憑實據，不要輕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沒有調查研究，沒有真憑實據，要判別一個人的是非輕重是很困難的”。（四）“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不超過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則，不要在坦白大會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實行逮捕。在已經發動坦白運動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眾中深刻地廣泛地進行反對逼供信的教育，詳細地討論中央的各種指示，使他們懂得逼供信的絕大危險，絕大害處，不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會中特務的誣害陰謀。”“因此你們要不倦地進行教育，訂出一定的條例，宣布一定的紀律，而且要隨時進行檢查工作，時時地反對逼供信的錯誤。”“以上幾點，我們不是說你們已經犯了這些偏向，而是根據各地經驗告訴你們，提起你們注意。”這一電報還發給華中局、山東分局和晉察冀分局。

3月1日

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關于憲政問題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各區黨委的指示，指出：“（一）在國際國內形勢逼迫及輿論要求下，國民黨不得不于十一中全會允許于抗戰結束一年后實行憲政，并允許各地在其種種限制下討論憲政問題，雖其目的在于欺騙人民，借以拖延時日，穩固國民黨的統治，但是只要允許人民討論，就有可能逐漸沖破國民黨的限制，使民主運動推進一步。（二）中央決定我黨參加此種憲政運動，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圍，達到戰勝日寇與建立民主國家之目的。（三）除我黨代表已參加重慶方面國民黨召集的憲政協進會會議外，延安亦已舉行憲政座談會。各根據地亦可于適當時機舉行有多數黨外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借以團結這些黨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義的目標之下。并向黨內干部說明黨對憲政運動的政策，防止過左過右的偏向，檢查‘三三制’執行情形，力求鞏固與非黨人士的民主合作。”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的長篇講話。關于路線學習問題，講話指出：（一）黨內黨外問題。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對王明、博古同志懷疑是黨外問題，現在確定是黨內問題。（二）合法與非法問題。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反省筆記中說到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在當時上海嚴重情況下有上海國際代表機關批準，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批準，根據這一點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確定了上述決定后，就好檢討四中全會是否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四中全會經過共產國際與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內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與結論寬大問題。我們自整風以來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黨內歷史中有人懷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針，現在我們的方針，還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徹底，組織結論要慎重和適當。過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反張國燾斗爭外，有兩次大的斗爭，即反陳獨秀與反李立三的斗爭，那時在思想上沒有很徹底的討論，但結論作得嚴重，因此未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車之覆并沒有成為后車之鑒。這一次我們要在思想上弄清楚。過去未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犯錯誤者只是懲罰。沒有認清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的必然性，不是個人的偶然現象，而是社會現象。中國社會最基本特點是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社會，黨對這個問題要慎重處理。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問題，因此我們的組織結論可以寬大些。這個方針現在就要宣傳解釋，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對抗戰時期也許不在七大作結論。七大只作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應取得經驗教訓，要照顧以后，不重視懲辦，只作政治結論，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四）不要反對一切。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認。當時我與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就是如何打蔣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問題上，六大決議是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雇農、貧農、中農，爭論是在沒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認就是一種偏向，我們要分析，不要籠統地一概否定。我在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也說到要保留好的東西，這才是實事求是。（五）對六大的估計。在討論中有少數同志企圖否認六大，有人說六大基本上是錯誤的。我認為六大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質，提出十大政綱，指出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反對速勝論，提出要爭取群眾，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眾觀點的。（六）黨內的宗派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的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派了。去掉這個包袱才合乎事實，利于全黨的團結。現在比較嚴重的是山頭主義，這種東西相當妨礙我們的合作，在黨政軍民關系上表現還嚴重。（毛澤東關于路線學習講的這六條方針性的意見，得到政治局會議的贊同和批準，成為政治局的結論。）關于工作作風問題，講話指出：經過整頓三風、審查干部和路線學習，最近有些領導同志的工作作風有進步。但從全黨來說這個作風問題還很嚴重，在某些環節中還有相當多的人存在這個問題，主要問題是脫離群眾和不用腦子想問題。作風不改變，不僅個人無成就，大則會使革命喪失前途。關于時局和方針問題，講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內戰。我們是不愿打內戰的。去年下半年給國民黨的政治攻勢，逼出了國民黨十一中全會聲明對共產黨問題要政治解決。現在我們還是處在困難的地位，例如經濟困難、黨內整風和反特斗爭沒有弄好，我們要有一年的和平環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們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義和四項諾言，強調避免內戰，集中力量抗日，強調戰后和平。

同日

同康生、彭真復電黎玉、蕭華〔1〕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鑒于過去湖西鋤奸錯誤的影響，至今在黨內黨外尚未完全消滅，因此山東分局對審干及反特工作，必須十分細心，正確掌握中央審查干部的九條方針，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堅決反對逼、供、信路線，有準備有步驟地慎重進行，今年不要普遍舉行”。“再則審干反特，你們二人均須親自參加，取得經驗”。

3月9日

周恩來受毛澤東、朱德及中共中央的委托，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團，熱烈歡迎他們來延安參觀。

3月15日

致電饒漱石并轉中共中央華中局、新四軍軍分委各同志，肯定陳毅在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電文如下：“陳毅同志抵延，知悉華中工作發展情況，甚以為慰。關于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于工作關系性質，在陳動身前兩同志已當面談清，現已不成問題。中央完全相信，在陳、饒二同志及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的領導下必能協和一致，執行中央路線，爭取戰爭勝利。關于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于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并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于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無論是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

〔1〕黎玉，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兼山東軍區副政治委員。蕭華，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