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1）

五十一歲

1月5日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發出關于學習與發行《毛主席三大名著》的決定。《毛主席三大名著》包括《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是晉綏分局一九四三年十月印制的。決定指出：毛澤東的三大名著，是指導中國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論武器與具體方略，所有共產黨員都應熟讀深思，領會貫通，并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各機關部隊應認真組織學習討論作為經常課本。

1月9日

致電董必武，請他轉交給郭沫若〔1〕的電報。給郭的電報說：“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

同日

晚上，觀看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的平劇《逼上梁山》后，寫信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齊燕銘〔2〕：“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1〕郭沫若，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2〕楊紹萱，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齊燕銘，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文教科科長。

1月10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聽取聶榮臻關于晉察冀邊區工作報告。毛澤東在聽取報告時，對一些問題作了插話。關于農業生產，他說：用組織起來的辦法，可以克服缺乏勞動力、缺乏肥料等困難。關于百團大戰，他說：在群眾中應該說打得好，在高級干部中也要說明百團大戰是英勇的，只能在戰術上加以說明。關于政權問題，他說：雖然非黨人士比黨員少，但能吸收中間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使我黨有所顧慮，不致變成清一色。現在陜甘寧邊區政府中只有幾個非黨人士，有很大的影響，能進行合法斗爭，這種法治的斗爭能夠教育我們。關于整風審干，他說：過去延安重視知識分子，不重視工農分子，“搶救運動”以來，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識分子。現在應估計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好的。關于國民黨問題，他說：除非國民黨下決心跟我們破裂，否則我們不應與它破裂。會議通過中央書記處對晉察冀分局干部擴大會議的指示。

1月10日

看了彭德懷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地委干部整風學習會上作的《關于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發言的記錄稿后，寫信給彭德懷：“看了十二條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這種研究態度是很好的。內容也是一般地正確的，只是在個別地方有些缺點。”毛澤東對發言記錄稿批注了意見。在記錄稿“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為國會選舉機構的附屬物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這句話旁批注：“黨是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工會、合作社、軍隊、政府（與其他階級聯合的）、國會黨團等階級聯合的一切形式，均須受黨的領導。中國黨是照這一條建立的，但在黨員中認識不很深刻。”在記錄稿“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時期實際上起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的作用，成為青年運動的指導刊物”這句話旁批注：“《新青年》傳播了共產主義思想，但還不是黨報。”在記錄稿“大革命的后一時期，陳獨秀犯機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于是大革命也就失敗了”這句話旁批注：“加上客觀原因。”在記錄稿“二七年，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暴動，創造了紅軍的基礎”這句話旁批注：“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創造了紅軍。”在記錄稿“我們華北黨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路線”這句話旁批注：“就華北全黨來說，就整個六年半來說，應該說執行了中央路線。”并刪去“基本上”三字。在記錄稿“必須認真進行整風工作”這句話旁批注：“地方要去掉官僚主義作風，軍隊要去掉軍閥主義作風，全黨要去掉教條主義作風。”

1月12日

同劉少奇復電張云逸、饒漱石，指出：“如果敵軍放棄無為，頑軍向無為大舉進攻時，同意你們的意見，七師主力轉到含、和〔1〕地區，而以一部留巢、無〔2〕堅持游擊。又沿長江兩岸，特別由安慶至九江一段尚有發展可能，應加派得力部隊前去建立游擊根據地。”

1月18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各有關區黨委電：“為保持國共間之平靜，爭取抗戰最后勝利起見，請你們通飭有關各部隊，對于國民黨軍隊，我軍謹守防地，不得發生由我啟釁之任何事件。僅在彼方進攻時，我應執行自衛原則。如發生大的事件，須先行報告，待命處理。”

1月19日

復信林伯渠：“來示誦悉，生產節約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個人的計劃〔3〕能實行，必有好的影響。我也定了一點計劃，準備實行。”

〔1〕含、和，指含山、和縣。

〔2〕巢、無，指巢縣、無為。

〔3〕指林伯渠訂的一九四四年個人生產節約計劃。

1月24日

審改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對坦白分子進行甄別工作致鄧小平，饒漱石，林楓、程子華的電報。在電報的“有黨派問題的分子，被欺騙蒙蔽的分子及僅屬黨內錯誤的分子三類，占絕大多數，這種估計大致合乎事實”之后，毛澤東加寫：“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而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在電報的“要教育同志認清：從黨內清出特務固然是成績，從坦白分子中”之后，毛澤東加寫：“將弄錯了的人平反同樣是成績，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這種平反，不是在反特務斗爭正在高潮之時，而是在高潮過去，特務已經清出之后，由領導同志先向高級干部解釋明白，對于所有坦白分子進行復查，根據復查結果而加以平反。”在電報第三個問題的末尾，毛澤東加寫：“在反特務斗爭中要注意保護知識分子。”

1月

會見國民黨聯絡參謀郭仲容。郭征詢關于兩黨合作的意見，毛澤東答：中國共產黨擁蔣抗戰與擁蔣建國兩項方針，始終不變。郭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來赴渝，毛澤東答：林、周或可先后赴渝。郭又提及何白“皓電”和西北軍事二點，毛澤東答：談判可以何白“皓電”為基礎，反攻時胡宗南部與邊區部隊可按比例開赴前方。

2月4日

復電董必武，指出：“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除延安報紙力避刺激國民黨，并通令各根據地采謹慎步驟，力避由我啟釁外，擬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來則準備于下半年赴渝。”

2月7日

延安市人民秧歌隊、市政府和群眾團體的代表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向毛澤東獻旗。毛澤東會見他們并講話，說：我代表中共中央歡迎你們。我們共產黨人要更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比過去更好，來回答你們。現在全世界全中國都在團結一致打法西斯，我們邊區黨政軍民已經團結一致，今年更要團結一致，為增加生產，鞏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努力。邊區已有進步，今年還要進步，共產黨人愿意和邊區人民打成一片，聽取人民的意見，使工作做得更好些。

2月8日

為中央總學委起草復山東省文協要求解釋魯迅詩中“千夫指”的含義的電報，指出：“魯迅雖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義完全變了，你們的解釋〔1〕是不適當的。”

同日

在金城〔2〕六日關于“搶救運動”沖擊到錢拯〔3〕及其子女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錢拯應優待他，他可能不是漢奸，他的子婿是否是特務也還是疑問，如不是，應平反的。”

同日

致電羅榮桓：“你的病況，中央同志大家關心。因來電所述病情甚為嚴重，故我們復電在山東醫治，如不可能則去上海，實含若干冒險性質。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東醫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來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詳告。”

同日

起草朱德致閻錫山電，對國民黨軍第六十一軍節節迫近薄一波部一事〔4〕，提出“目前抗戰陣營亟需團結，六十一軍行動，請予制止，免起沖突”。

〔1〕山東省文協一月二十四日致中央總學委的電報中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引用魯迅兩句詩，第一句‘橫眉冷對千夫指’，解‘千夫’為敵人。惟細讀原詩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無病而死’，若然，則千夫是大眾，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則是敵人。這樣的解釋，雖不違背毛主席話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釋恰恰相反，請問明毛主席電示為盼。”

〔2〕金城，當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處長。

〔3〕錢拯，同盟會會員，曾參加辛亥革命，一九四三年到延安，一九四五年任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毛澤東批示后不久，錢拯及其子婿得到平反。

〔4〕薄一波，當時任中共太岳區委書記、太岳軍區政治委員。國民黨軍閻錫山部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指揮所部三個師，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底東渡汾河，向八路軍太岳根據地浮山地區進攻。

同日

同朱德、彭德懷復電滕代遠〔1〕、鄧小平，指出：“目前須爭取時局平靜，不生波瀾。六十一軍東進，可能是蔣、閻設置的挑釁計劃，迫我沖突，造成口實。”“應付方針，除此間電閻請加制止外，你處應令太岳部隊先行忍讓，不和它沖突，去信六十一軍交涉撤回，顧全大局；同時集中兵力于適當地點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堅決來攻，然后以反攻姿態打擊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時，不要發生沖突。”

2月9日

同朱德、彭德懷再致電鄧小平、滕代遠、楊立三〔2〕等：“日寇有進攻西北企圖，閻部東進目的在挑起國內沖突緩和日寇進攻，我們萬萬不可中計。閻部東進無論多少，我軍應讓出一塊地方，堅持不打政策，至少六個月內不得發生沖突。特達，望遵照勿誤。”

〔1〕滕代遠，當時任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

〔2〕楊立三，當時任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副參謀長。

2月14日

關于浙東新四軍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問題，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張云逸、饒漱石電：“你們取自衛立場是必要的。為著打擊進攻的頑軍采取迂回動作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