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3）

12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說：我們現在的綱領很簡單，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是如此。這里面有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人民大眾很多，首先是幾萬萬農民，其次是幾千萬小資產階級，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資產階級也參加，抗日時期地主也參加，但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許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這一點。

12月4日

復信續范亭。信中說：“貴體雖有起色，但看東西仍不宜太多，請加注意。鄧先生西北人望，調護國共關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講了許多好話，我們心中感謝他。惟此次見面，似不滿足，因我們未談具體辦法。其實我們毫無具體辦法，例如撤消封鎖，承認邊區，恢復新四等等，除聽候國民黨解決外，我們方面是毫無辦法的。邊區周圍情況仍緊，惟國際環境日好，日寇又有進攻之勢，時局或可不走向決裂。明年春夏尚有一關，過了此關，或有好轉之望。”

12月9日

參觀陜甘寧邊區第三屆生產展覽會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辦公廳邀請十七位勞動英雄座談生產經驗，包括移民、打鹽、義倉、部隊生產、變工扎工及合作社等問題，5451943年

12月鼓勵他們要將這些生產經驗在群眾中廣泛宣傳，使這些經驗能指導全邊區人民的合作生產。

12月10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軍政治部電，指出：“明年軍隊的擁政愛民運動及民眾的擁軍運動應規定于舊歷正月舉行，不應在陽歷一月舉行，以便利用群眾過舊歷新年的習慣。應規定明年舊歷正月全月為擁政愛民月及擁軍月，以便各地各部在這一個月內選擇一周或兩周舉行這個運動。”

1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主要討論高級干部學習黨的路線問題，決定：學習時間為半年，從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學習的課本為六種，即《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兩條路線》上下冊；學習要展開爭論，提出中心問題，開展自我批評，要聯系實際材料，要有歷史觀點等等。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組織由任弼時、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參加的政治工作委員會，以任弼時為主任，陶鑄為秘書。

12月16日

同彭德懷復電鄧小平，指出：“努力生產，注意積蓄，準備迎接更加艱苦局勢之到來，這是完全對的，請你堅持此方針”。復電著重分析目前國際形勢及敵后的任務，指出：“開羅會議，打擊了日本誘降（但未最后放棄），堵塞了蔣介石尋求妥協之門，給與澎湖、臺灣、滿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德黑蘭會議肯定開辟歐陸第二戰場，與蔣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違背。故蔣此次由開羅飛返重慶6451943年

12月不及前次廢約之大吹大擂、興高采烈了。時局于抗日、革命是極為有利的，但困難仍在增加（如開羅會議可能促使日本財閥間軍閥間各派別之矛盾減少而較前更妥協團結，堅持持久戰爭等），特別處于敵后之華北須有充分準備，再堅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蘭、開羅會議及蘇聯不斷勝利下，引起輕敵，放松長期準備。請隨時注意各區實際情形予以糾正。”

12月17日

在讀了劉少奇六月二十八日關于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致續范亭的信后，寫信給劉少奇。信中說：“一氣看完了你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我也沒有研究透徹，不能說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后告我。”毛澤東的批語主要有：人和其他動物“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關于思想在根本上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主觀在根本上不能離開客觀而獨立存在，“這是兩個問題，思想不能離開物質，精神現象是人腦的屬性，講的是腦子與腦子的屬性的關系，一種物質運動形態與別一種物質運動形態（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的關系，這是一個問題。主觀反映客觀，講的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內心與外物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關于人的自然本質、人的自然本性，“當作人的特點、特性、特征，只是一個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礦物，這是無疑的，無問題的。人是什么一種動物？這就成為問題，幾十萬年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即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12月20日

致信胡喬木：“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干種給我。聽說有個什么蘇聯作家寫了一本猴子變人的小說〔1〕，我曾看過的一本賴也夫的社會學〔2〕，張伯簡〔3〕也翻過（或是他寫的）一本《社會進化簡史》，諸如此類，均請收集。”

〔1〕指蘇聯科普文學作家伊林和夫人謝加爾合著的《人怎樣變成巨人》一書。

〔2〕指賴也夫斯基著、陸一遠譯的《唯物的社會學》一書。

〔3〕張伯簡，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社會進化簡史》是他編纂的。

1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反特務斗爭問題，決定將以下意見分別傳達到各系統高級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書記處最后決定。傳達的意見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務斗爭的過程，是由熟視無睹（指反特務斗爭前）到特務如麻（指“搶救”運動以后），現在應進到甄別是非輕重的階段。（二）指出“搶救”運動以來的反特務斗爭，要從兩方面去進行工作檢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務分子；發現與培養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義，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許多人的錯誤，如貪污腐化等；深入地進行了階級教育。陰暗的方面：夸大特務組織，甚至弄成特務如麻；某些部門或某些地方產生了群眾恐慌的現象；有些部門被特務分子利用進行破壞，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懷疑新知識分子的現象；忽略統一戰線，許多干部對統一戰線的觀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審查干部應轉入新的階段，即甄別是非輕重的階段，須采用分析方法，將坦白分子分為六類：特務分子、變節分子、黨派分子、被特務利用的分子、黨內犯錯誤分子、完全弄錯的分子。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對特務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與普通的，自覺的與被迫的，首要的與脅從的。有許多青年在抗戰初期加入國民黨，是為了抗日，不是錯誤，他們的錯誤是沒有向黨報告。

同日

關于陜甘寧邊區生產與財政情況及對太行區發展生產與貿易的意見，同朱德、彭德懷致電鄧小平、滕代遠、楊立三，指出：“邊區生產運動已普遍展開，農業（牲畜、糧、棉）手工業特別毛棉織物均有顯著增加，變工扎工、勞動英雄起組織增產的重大作用。在貿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經濟上已開始建立了自給基礎。惟財政開支過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幣仍低于法幣，中央已在注意調節開支中。”“太行最主要入口是鹽，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敵人加緊經濟封鎖情形下，必須用一切辦法開發冀南及南樂、清豐一帶之小鹽，經過群眾及偽組織關系運太行。政府并須確實掌握調濟市場，穩定粟價，推銷花椒出口，（怕封鎖）換取必需物資入口（主要是鹽）。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鎖。胡麻是敵必需品，封鎖與敵不利，目前封鎖是表面現象。并請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業生產上的壟斷思想。”

12月24日致信劉少奇，向他介紹《從猿到人》一書中編入的恩格斯的兩篇短文《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和《人類進化的過程》（《〈自然辯證法〉導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編入的郭烈夫〔1〕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達爾文主義》一篇，“亦可一閱”。信中并說：“郭烈夫的《唯物論》，瞿秋白曾有譯本，我看過，還好，后來聽說他犯有錯誤，我還不知其錯誤究在何處。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后再送你。”

〔1〕郭烈夫，蘇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

12月25日

關心從華中來延安參加七大途中的陳毅，本日電囑鄧小平：“陳毅同志到時，請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過勞，大會要在四月后開。”

12月27日

同康生致電中共中央華中局轉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師，山東分局，第五師，指出：“反特務斗爭必須堅持少捉少殺及少捉不殺方針，才能保證徹底肅清特務及雖有弄錯及誣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錯，可能有一部被誣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應通知下級對于證據確實的特務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內不許殺害一人，延安、陜甘寧邊區及晉西北今年反特務運動中清出大批特務沒有殺一人，故雖有許多被弄錯的，被誣陷的，因黨內錯誤被誤認為特務的，僅有黨派問題但未作壞事亦被認為特務的，均得在復查過程中加以平反。此種經驗，值得注意。”

12月28日

關于組織研究陳紹禹、秦邦憲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問題，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饒漱石、羅榮桓，黃敬〔1〕，鄧小平，程子華、林楓電，指出：“政治局關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電，日內即可發給你們。你們應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參加研究的高級干部范圍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屬地域內約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為適宜，名單應由中央局或分局決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員須作討論，在思想上醞釀成熟，然后領導干部研究。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并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準備。”

〔1〕黃敬，當時任八路軍冀魯豫軍區代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