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3）

3月16日

關于山東工作及對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方針，同朱德、彭德懷復電羅榮桓、黎玉、蕭華并滕代遠、鄧小平，指出：“爭取國內和平、團結抗戰、堅持敵后斗爭是我黨一貫方針，去秋國民黨向邊區威脅，經我政治上猛擊，引起英、美及國內人士之注意與對國民黨之不滿，逼迫蔣不能不暫時改變對我斗爭方式（軍事反共轉到政治反共為主），因此對頑斗爭應堅持自衛原則，決不釁自我開，保持我黨經常的政治主動地位。”“魯南、魯中、濱海三區，從去年夏秋后，地區擴大一倍以上，極應利用時機努力發動群眾，深入減租減息，加強游擊隊與組織民兵，并須在今年內做出一定成績。在老區域注重生產，繼續深入群眾工作，準備堅持今后更艱苦局勢，盼深刻注意。”

3月17日

延安各界為八路軍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二月七日病逝）舉行追悼大會。毛澤東的挽詞是：“馬本齋同志不死”。

3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談發展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講話論述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關系和應將文化教育工作提上陜甘寧黨政領導機關的議事日程。他說：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軍事和政治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軍事和政治。軍事和政治應當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就是為了這件事。至于文化，它是反映政治、軍事、經濟的，同時又是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如果不發展文化，我們的政治、軍事、經濟就要受到阻礙。我們黨首先學會了政治，后來又學會了軍事。總的說來，政治、軍事我們比較會，經濟、文化就不大會。經濟、文化不大會，這個共產黨就沒有多大用處。陜甘寧邊區的直接任務就是兩項：生產和教育。去年我們搞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生產取得很大成績，這是一個基礎。今年應把文化教育提上議事日程，學會文化工作。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提出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調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們要開一個會進行討論。講話還對文化工作方面的報紙、學校、藝術、衛生等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會后，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西北局宣傳部組織了六個調查組，分別到陜甘寧邊區的六個分區，深入農村調查文化教育情況，總結經驗，為這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作準備。

同日

在宣傳工作會議講話中，稱贊《解放日報》昨日發表的關于延安市完全小學在春季招生中學生驟增一倍的消息〔1〕，說：這是很好的一個新聞。這個小學現在辦得很好，過去辦得不好，群眾不歡迎。這條消息說明完小已經做出了實際的成績，應當廣播到全國去。

〔1〕《解放日報》三月二十一日報道說：延安市完全小學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學方針脫離群眾，教的是天下國家大事，很少陜甘寧邊區的事情，在學校所學的不能為群眾服務，因此群眾不愿送子弟入學。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聽取了群眾意見，改變了教學方針，教學內容增加了記賬、寫信、寫路條、寫契約、珠算等，自編一些介紹邊區的鄉土教材，并實行教學與生產相結合，受到群眾的歡迎。

3月27日

關于反頑斗爭必須堅持自衛原則，同朱德、彭德懷再致電黎玉、蕭華并告滕代遠、鄧小平，指出：日軍有打通平漢路模樣，英美記者團將于近日來延安。“因此，反頑斗爭更須嚴格堅持自衛原則，不應見小忘大，釁自我開”。對山東頑軍應“靈活執行一打一拉。在自衛原則下，有理有利地打，能造成更多拉的條件，能和緩磨擦，達到爭取與中立多數，孤立少數頑固分子”。

3月28日

復董必武三月二十三日關于詢問毛澤東的近著尚有哪些應譯為英文的來電，指出除董來電所述最近已譯出英文的《新民主主義論》、邊區財經政策演說、《論合作社》、《組織起來》數篇外，“無其他文章可譯”。

4月2日

關于周揚〔1〕為《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寫的編者序言，致信周揚：“此篇看了，寫得很好。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歷史敘述，借以證實我們今天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一點很有益處，對我也是上一課。只是把我那篇講話〔2〕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此外，第十頁上‘藝術應該將群眾的感情、思想、意志聯合起來’〔3〕，似乎不但是指創作時‘集中’起來，而且是指拿這些創作到群眾中去，使那些被經濟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眾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藝的傳播而‘聯合起來’，或者列寧這話的主要意思是在這里，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把他們提高起來’。是否可以作這樣解釋，請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沒有意見。”

〔1〕周揚，當時任延安大學校長兼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

〔2〕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3〕這是周揚寫的編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寧對蔡特金的一段談話。周揚當時用的譯文是：“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群眾的最底層。它應該是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為他們所摯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并把他們提高起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憶列寧》一書的中譯本中，這段話為：“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

4月3日

致電中共中央華中局和山東分局：“中原大戰，國共有重新協調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艷日〔1〕由延赴渝談判。我華中、山東各部務遵前令集中注意于對付敵偽，整訓部隊，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及謹慎地清查特務，切勿刺激國民黨，望通令所屬知之。”六日，又將上述內容電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轉冀魯豫分局。

〔1〕艷日，即二十九日。

同日

閱改任弼時準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即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講演稿，寫了如下批語：“可以有五百人聽，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黨校第一部講一次。”“在十天內印出。印五千本，發到五千個干部閱讀。”毛澤東對講演稿作了修改。在講演稿“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就是為著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它是為著經濟發展的，而且只有經濟發展了才使新的社會制度獲得鞏固的基礎”后，加寫一段話：“并且還因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方面為著革命與戰爭事業的物質供給上的需要，一方面為著人民的需要，都必須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不應該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敵人打平后，才去進行建設工作。加以中國地方的廣大，要使全國人民都信服我們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確性而擁護我們，而參加革命奮斗，需要我們拿建設榜樣給他們看，才能作得到。”在講演稿“在這次高干會以后，應當是可以引起全黨來在思想上認識貿易、金融、財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寫一段話：“認識貿易、金融、財政是組織全部經濟生活的重要環節，離了它們，或對它們采取了錯誤方針，全部經濟生活就會停滯，或受到障礙。”

4月5日

同朱德、彭德懷致電羅榮桓、黎玉、蕭華、李作鵬〔1〕并告滕代遠、鄧小平：“近日，日將庫頁島權益還蘇，北和蘇聯，南抗美、英，進攻中國（打通平漢路甚至粵漢路），‘掃蕩’敵后，東條〔2〕此項政策，更加明顯，因此日蔣沖突今年必更劇，故爭取國內平靜，準備拉蔣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1〕李作鵬，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兼山東軍區參謀處處長。

〔2〕東條，即東條英機，當時任日本內閣首相。

4月6日

同周恩來兩次致電董必武，通報蔣介石已令西安一帶的特工人員布置各種偽裝，以中共叛徒、受害者、知情者種種面目出現，向外國記者“控訴”，捏造各種誣蔑中共之詞。請董必武速將上述情形透露給各記者，使有精神準備，并注意揭破。

4月9日

關于陳毅同饒漱石的爭論問題，復信陳毅：“來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閱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感冒宜多睡，少動多食。余容面敘。”十日，毛澤東去看望陳毅，并說：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的追悼朱德母親的大會〔1〕，并獻挽詞：“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勞動階級完人。”

4月11日

譚政〔2〕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毛澤東的授意與主持下由譚政起草的。當時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正在徹底檢查部隊的政治工作，從整個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風進行全面檢討。譚政起草前，毛澤東曾召集陜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賀龍、徐向前、蕭勁光、譚政等討論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初稿寫出后，毛澤東作了修改，加寫了三千字左右，并要譚政將修改稿送周恩來審閱，以及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征求意見。毛澤東加寫的文字中，有：“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并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群眾，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于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于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并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的這個意思。”“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如此英勇堅持，艱苦奮斗，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二十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關于學習譚政《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的通知，指出：這個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其中關于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部分及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全體適用的；關于邊區經驗部分，亦值得全軍重視”。這個報告“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干部所應注意”。

〔1〕朱德母親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川原籍病逝。

〔2〕譚政，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