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4）

8月17日

致電彭德懷：“中條山十縣既只有敵偽全無友軍，派一個團帶干部去發展游擊戰爭，是很對的。如有必要還可酌量多派一點，以不使衛〔3〕感到威脅為度。閻錫山與蔣矛盾甚大，向我們拉攏，王靖國部隊東進，目的在占地盤吃飯，我們應讓他占一部分地盤不與磨擦。”

〔1〕張沖，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代理副部長，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處長，長期以來擔任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談判的代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病逝。

〔2〕王靖國，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戰區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3〕衛，指衛立煌。

同日

關于對偽軍的政策問題，同王稼祥、譚政、傅鐘致電陳毅、劉少奇：“對待偽軍應采德威兼施辦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軍的威權，但專打則勢必結成生死冤仇，不打與專打兩個極端政策對我們都是不利的。”對偽軍中的兩面派分子，應控制使他不完全倒在敵人方面來反對我們。“對偽軍俘虜，不分官兵與社會出身，原則上一概不殺。對我成見深放了又來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殺，即再捉再放的辦法比殺的辦法要好，效果要大。”“我們應耐煩地采取七擒孟獲政策。”

同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陳毅、劉少奇電，指出：“十日電〔1〕悉，領導機關在最困難時移至皖東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舉向西發展。目前中蘇英美、國共兩黨均亟需聯合對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與何應欽有區別，故不宜大舉西向。”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發言對八月十四日羅斯福、丘吉爾聯合宣言〔2〕進行分析，指出：羅丘宣言證明美國決心參加反侵略戰爭，對英、美、蘇、中等都是有利的。這一宣言對德國沒有和平的余地，但對日本留有妥協的余地。會議同意毛澤東的上述分析，并指出我們應警惕日本可能進攻蘇聯與國民黨趁機反共的危險。十九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最近國際事件的聲明。

〔1〕陳毅、劉少奇八月十日致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提出“敵偽如再‘掃蕩’，我主力在蘇北即甚難活動。因此我華中今后發展方向應轉向西，以皖東為基礎，沿長江兩岸逐慚向西發展，與李先念聯系，以便將來能向大別山同皖南、贛北、鄂南山地發展”。

〔2〕指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大西洋的紐芬蘭海面會談后發表的共同宣言，又稱“大西洋憲章”。

8月19日

致信陳正人，信中說：我要朱理治〔1〕寫了一報告書，很有些價值，可作你們起草財經綱領的參考。起草前，請與南漢宸、高自立、葉季壯〔2〕、朱理治及糧食局貿易局諸人加以研討。“他們是實際經手人員，從他們收集各方面確實的材料與意見，起草的東西方更準確。”

8月21日

關于利用閻錫山、蔣介石之間矛盾的問題，致電彭德懷：王世英回延，稱閻已允與陜甘寧邊區通商（已開始運鹽），又允我再設電臺，聲稱華北僅余我們兩家，宜好好合作等語。“閻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東占一地盤而我不打他。”“判斷閻現時不會投敵。我應利用閻蔣矛盾，給閻以生存余地，請善處之。”

8月22日

致電彭德懷，指出：國民黨發動反共宣傳，其目的似準備輿論，以便在日本攻蘇時迫我北上；再則民族資本家對我同情，我黨政治影響擴大；拉鐵摩爾〔3〕新來，有加以壓抑之必要。我們將駁復國民黨反共宣傳。

〔1〕朱理治，當時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

〔2〕葉季壯，當時任八路軍總后勤部部長兼政治委員。

〔3〕拉鐵摩爾，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薦給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一九四一年七月到達重慶。高自立，當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兼建設廳廳長。

同日

復謝覺哉二十一日來信，指出：在陜甘寧邊區，“今年的所以采取這些政策，首先是根據于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產黨員）都只能根據自己的見聞即經驗作為說話，做事，打主意，定計劃的出發點或方法論，故注意吸收新的經驗甚為重要，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會作。”“善于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躍了，都好辦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為中心工作。”還指出：“政府黨團向中央局負責，是執行中央局決定的，其任務是掌握政策，總結經驗，大事須經中央局批準。”

同日

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1〕第二期工作報告上批示：“很好的一個報告。各同志閱后保存于秘書處。”“延安的學校應照此種精神去辦。這是理論與實際聯系的學校，不是單純的概論學校。”

8月26日

為《魯忠才長征記》〔2〕寫按語：“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個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1〕日本工農學校，是八路軍政治部一九四○年八月在延安創辦的一所日本士兵學校。學生大部分是戰場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動投誠的日本士兵。

〔2〕《魯忠才長征記》是高克林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晚向富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以及王毓賢、孔照慶進行調查后根據記錄整理而成的。這個調查報告具體地記述了富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的經過，包括牲口數，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況，生活情況及問題，經驗教訓，等等。這個調查報告和毛澤東寫的按語發表在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上。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中央機關組織與編制問題。關于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問題，會議決定，在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除每周一次政治局會議外，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陳紹禹、陳云、何凱豐七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周開會兩次。會議還決定任弼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會議在討論黨內教育方針問題時，毛澤東說：我黨干部的理論水平比內戰時是提高了，現在干部中多讀了些理論書籍，但對于理論運用到中國革命實際上還不夠，對中國及世界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們還沒有各種問題的專家，對于許多實際問題不能下筆。延安的學校是一種概論學校，缺乏實際政策的教育。過去我們只教理論，沒有教會如何運用理論，就像只教斧頭本身，而沒有教會如何使用斧頭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學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國革命的內容與形式，不研究中國革命的本質與現象。首先應當承認我們黨缺乏關于中國革命實際的理論，才能真正實行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我們要培養行動的理論家。改造學習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對干部教育、學校教育、國民教育都要有一個大的改造。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徹底打破目前黨內教學方法與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決定由張聞天等組成委員會，研究改造學習的辦法，并起草有關的決定。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決定：編輯馬、恩、列、斯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言論，由毛澤東等十一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為加強中央對全黨思想上的領導，由中央同志組成思想方法學習小組，毛澤東任組長。

8月30日

致電周恩來：“太平洋局面似還是拖，日本和戰皆難，你的觀察如何？”九月三日，周恩來復電毛澤東，關于太平洋局勢，認為羅斯福對日本采取哄與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國仍是拖的局面。

8月

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舉辦的小學教師暑期講習班捐款四百元，慰勞小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