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5）

9月1日

同國民黨聯絡參謀陳宏謨、郭亞生、周勵武談話四小時。陳等表示蔣介石、何應欽、張治中、吳鐵城〔1〕在國共關系上均愿轉圜，要求朱德到重慶去一次。毛澤東告訴他們以下幾點：（一）國民黨方面釋放葉挺，共產黨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參政會，否則仍不能出席。（二）共產黨決不推翻國民黨政府，決不越過現有疆界，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在敵后有發展權利，承認現有防地，承認邊區；至于在敵后的國共兩軍，雙方下令互不攻擊。（三）恢復新四軍，發給欠餉，停止逮捕。（四）何應欽停止反共，共產黨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來往，但何苦再反共，共產黨必再反何。此外，還談到周恩來回延安開會事。最后約定，視國民黨方面同周恩來在重慶進一步商談的情況，再定目前可能解決的具體事項。當天深夜，將上述談話情況電告周恩來，并說：“如彼方找你時，請先談釋放葉挺與必武出席這一初步的交換條件及你回延開會事。”

〔1〕吳鐵城，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秘書長。

9月4日

徐特立〔1〕來談大學管理委員會事。謝覺哉亦來訪。

〔1〕徐特立，當時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

9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關于蘇聯國防部要求八路軍在日蘇發生戰爭時派兵到南滿一事，會議同意毛澤東所擬的復電。會議還討論關于出席參政會，民主同盟等問題。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決定：政治局學習小組，除研究馬恩列斯著作外，同時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著重研究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組長，負責組織這一研究。會議還決定：組織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何凱豐、馮文彬分別任正副書記；組織大學管理委員會，由何凱豐、鄧發、李維漢等九人組成；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為用馬列主義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公開學術機關。

同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積極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針是很對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員，還是由廖、潘維持，待七大后再講罷。”“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專等你回開會，我們意見，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內有可能回延否？”

9月9日

關于配合國民黨作戰，爭取時局好轉問題，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陳毅、劉少奇，陳光、羅榮桓，指出：“敵攻湘北，又犯鄭、洛，國民黨正集中力量抗敵，我八路、新四各部應向各重要交通線予以可能的襲擊，配合國民黨之作戰。同時對國民黨敵后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僅在彼方舉行攻擊時，取防衛手段。同時并向國民黨各部發出通知，要求配合對敵。所有上述方針，其目的都為爭取時局好轉。”

9月10日—10月22日

出席在這一期間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檢討了黨在十年內戰后期的領導路線問題。九月十日，毛澤東在會上作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六中全會對主觀主義作了斗爭，但有一部分同志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延安的學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現在，延安的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報告強調指出：“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要實行學制的改革，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首先從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報告提出：“中央研究組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來。”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會議還決定：自九月十六日起《解放日報》擴大為四版，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教育內容；今后《解放日報》的文字，應力求生動活潑，尖銳有力，反對黨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給《解放日報》寫文章，解釋黨的政策，介紹工作經驗，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反映實際領導工作的機關報。這次會議，對十年內戰后期中共中央領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所說的“十年內戰后期”，是指從一九三一年九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領導的時期。

9月13日

向中共中央婦委、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作關于農村調查的講話，著重講了兩個問題。一、情況是逐漸了解的，認識世界需要不斷的努力。他說：“我們是信奉科學的，不相信神學。所以，我們的調查工作要面向下層，而不是幻想。同時，我們又相信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他回顧了自己調查農村、認識農村的過程，是經過六七年時間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1．分析和綜合，先分析后綜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綜合。應當學習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和蘇東坡研究歷史的“八面受敵”法。2．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十樣事物中，“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是沒有發言權”。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中宣部工作要點、軍隊老干部工作、組織工農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中央秘書處工作等問題。

9月16日

致信高崗、陳正人，請他們考慮答復反映民族學院存在困難的一封來信，指出“民族學院的困難須要設法解決，經費似宜增加一點改善其伙食”。

9月18日

同陳紹禹、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電唁《大公報》總編輯、國民參政員張季鸞逝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討論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干部保健費的決定。

9月22日

致信續范亭：“大示敬悉。已交組織部陳云同志考慮，俟得復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當的。我的風濕近日采用洗澡，曬太陽，按摩，吃水果諸法，頗有起色，知注敬告。關向應同志已動身來延，不日可到。”

9月24日

致電周恩來：“我又找陳宏謨等談了一次，歡迎他們去華北視察，看我們到底作了些什么，看一看沒有八路軍全國是否能繼續抗戰（他們要求去晉西北與晉東南，還未下決心），同時向他們證明我并未去蘇聯。”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同意：劉少奇回延安休養，劉少奇擔任的華中局書記與新四軍政治委員職務，由饒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傳部部長。會議通過中央關于高級學習組（又稱高級研究組）的決定等。

同日

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修改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決定指出：成立高級學習組的目的是“為提高黨內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與政治水平”。高級學習組“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第一期為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然后再研究馬、恩、列、斯與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及形式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決定還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級學習組統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中央學習組以中央委員為范圍，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

9月29日

起草中央研究組組長毛澤東、副組長王稼祥給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各同志的通知：“本組研究方針，以理論與實際聯系為目的。關于實際方面的材料，請各同志看六大以來的文件（要目見另單〔1〕）。關于理論方面，暫時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請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2〕譯《新哲學大綱》第八章‘認識的過程’（即《哲學選輯》第四章）；（三）李〔3〕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四）河上肇〔4〕《經濟學大綱》的‘序說’（已油印發出）。”

〔1〕毛澤東、王稼祥十月一日確定的選讀篇目為七十篇。

〔2〕艾，指艾思奇。

〔3〕李，指李達。

〔4〕河上肇，日本經濟學家、社會主義活動家。

9月底

接見隴東分區士紳參觀團。在談到陜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較重時，毛澤東說：“我們老百姓應該將眼光放遠大些，今天中國抗戰正處在困難階段，邊區建設也處在困難階段，只要大家協力渡過這一時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負擔也可減輕了。”他希望人民多講話，多協助政府工作。他講的“親愛團結”四個字，給代表團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