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3）

8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指出：“二十年來，我黨對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地存在著。”“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決定“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干部會議作報告，并討論實施辦法”。

8月2日

復信蕭軍：“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1〕已付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

〔1〕指蕭軍向毛澤東借閱《毛澤東抗戰言論集》。

8月3日

為加強河防事，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賀龍、周士第，指出：據報軍渡、磧口線集日軍四千余，準備渡河。查王震旅主力北調應付何文鼎〔1〕，河防空虛。望迅速布置加強河防兵力，準備打擊渡犯之日軍，另以一部從側面威脅，務使日軍不能得逞。

8月5日

復信謝覺哉。信中說：“你的各信我都轉給弼時、王明、高崗、陳正人〔2〕四同志看，使他們多了解你。他們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談，都愿把事情把關系弄得好些。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后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了，故愿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現在問題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辦。”“在短時間內，總結一下邊區工作很好，請準備材料及意見。你身體有病，切勿過勞，暫時以休養為主很好。”

〔1〕何文鼎，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八戰區新編第二十六師師長。

〔2〕陳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除繼續聽取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的報告》外，主要討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幾個爭論問題。關于增發邊幣問題，原決定發三百五十萬元，因經費困難至今年六月已發一千五百萬元，有一種意見認為，邊幣貶值都是由于發行多了。關于鹽的產、運、銷問題，一種意見，主張由邊區政府管理，鹽的運銷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認為官督民運會引起民變；另一種意見，主張由留守兵團管理，由政府組織民眾運輸。會議決定委托毛澤東召集林伯渠、謝覺哉，高崗、陳正人、陳紹禹、任弼時、朱德商談，統一思想，解決問題。會議還決定調南漢宸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

同日

致信謝覺哉，對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的基本方針提出意見。信中說：“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然后是輸出三千萬元以上的物產于境外，交換三千萬元必需品入境，以達出入口平衡或爭取相當量的出超，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如能增產二十萬至三十萬擔糧與運三十萬至四十萬馱鹽出境，即算基本地解決了兩個問題。”按此兩點來檢查我們的工作，則：（一）“今后必須停止公業投資，發動私業投資，即大放農貸與合作社貸款，兼放畜牧貸款與私商貸款，以達增加糧食產量，牛羊產量，與相當繁榮商業之目的。”（二）“鹽為達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辦法，只要能年輸三十萬馱出境，換取三千萬元（以每馱法幣百元計）棉、布進來，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問題一解決，則物價、幣價兩大問題即解決了。據此以觀今年鹽的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信中最后說：“昨日政治局會議決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關同志的會議，解決本問題。我想先作個別商討，然后再開會議，較為有益”。

同日

致信林伯渠，詢問邊區財政經濟方面的一些情況，并索閱預算表及林的邊區財經意見書、三年計劃等。

8月9日

復信謝覺哉：“八日信及安塞報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詳看。準備開的總結會議是積極的，非單為辯論個別問題，請準備一積極建議，包括全部財經問題，分列若干條。”“大家希望能統一意志與統一行動，我意須確定一行動綱領，否則無法統一。”

同日

致信高崗、陳正人，信中說：謝老八日信及所附從安塞來的報告，均附上，請察閱。“如安塞報告，情形是很壞的，是否屬實？你們有此類調查否？是否你們所得的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實際則基本是壞的，即是說運鹽是行不通的。又報告中所說‘向友區遷徙’，‘收成已壞’，‘無人鋤草’等項是否屬實，統請見告。”

8月10日

致信蕭軍：“我現在有時間，假如你也有暇，請惠臨一敘。”當天晚上即與蕭軍晤談，當蕭軍談到《解放日報》拒絕發表他們與周揚爭論的文章時，毛澤東說：《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你可以登在《文藝月報》上啊！

8月11日

傍晚，從楊家嶺住處漫步來到楊家溝半山腰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住地，看望蕭軍、艾青、羅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羅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

致信謝覺哉，談勞役和邊區政府黨團問題。信中說：“勞役須經政治動員是完全對的，這就是我們的勞役與國民黨的勞役之原則的區別，我們的特點是革命加戰爭。”“邊府黨團不應與政府委員會混同，黨團只須三五人，任務是掌握政策”。

同日

清晨，致信蕭軍：“昨晚未晤羅、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于早飯后惠臨一敘。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當天早餐后，蕭軍、王德芬夫婦，艾青、韋嫈夫婦，羅烽、白朗夫婦，還有舒群，一同應約來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暢談有關文藝和文藝界方面的許多問題，并共進午餐。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也在座。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等問題發言。關于邊區財政經濟問題，毛澤東說：現在邊區財經問題主要有兩個矛盾，即生產的人民與消費的人員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萬要供給八萬人的生活，軍隊、機關等自己生產只能供給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須人民負擔；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萬元）。解決矛盾的方針是（一）發展經濟：（二）使出入口平衡。發展經濟，今年投資多在公營事業，今后要投資數百萬元于民營的工、農、商業。發展經濟的原則，主要民營，部分公營。擴大國營企業不是新民主主義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義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業時才能辦到。平衡出入口，要使鹽大量出口，現在采用組織人民運鹽的官督民運辦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運鹽要不違農時，進行政治動員，組織勞動力。能夠解決發展經濟與平衡出入口這兩個問題，就能使邊幣穩定。勞役問題，由于陜甘寧邊區有革命的民眾，勞役是可能的；由于戰爭，勞役是必需的。會議同意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陜甘寧邊區工作方針的決定》。

同日

致電張沖〔1〕家屬，吊唁張沖逝世。

8月14日

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接見綏德警備區學生參觀團代表十余人，向他們了解綏德、米脂的民情及民眾呼聲，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想把中國搞好，希望把這個意思轉告綏、米父老兄弟姐妹們，并要求大家努力學習，幫助和改進當地工作。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王世英，指出王靖國〔2〕即將東進中條山，顯然是制造晉綏軍與八路軍磨擦的陰謀。指示王世英去見閻錫山，請閻保證王靖國東進后不反對八路軍，保持八路軍與晉綏軍的良好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