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2）

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決定要求“黨更進一步地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決定指出：“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決定還指出存在于黨內的各種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如個人主義、無組織的狀態、分散主義等，并提出克服這些錯誤傾向的辦法。

7月2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指出：日蘇戰爭有極大可能爆發，如日本攻蘇，將在華北加強鎮壓。我軍須準備配合蘇軍作戰，“但此種配合，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請在此基點上考慮一切問題”。

同日

致信續范亭：“重慶買的藥已到兩盒，送上應用，不知是你講的那種無誤否？聞尊體有進步，大家都歡喜。我有些不適，近日已略好，勿以為念。”

7月5日

致電周恩來：“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脫稿，明（六日）上午開始廣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蔣反德、日、意，但包括對蔣批評。三、你可將我黨力主團結之方針告張沖，以影響他們的宣言。”

7月6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蘇聯戰局有漸趨穩定形勢，日本似不是攻蘇而是牽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蘇聯，國共關系有好轉可能。”“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此來分界限，不會錯的。”“目前反法西斯領導權，已握到蘇聯手中，只要蘇聯戰局穩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環繞于蘇，這是很好的形勢。”“對英、美主要是拉，批評可減少。”

7月7日

中共中央發表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的偉大斗爭時代，雙方的決斗已經開始了。”“大家應該警覺起來，特別團結，特別努力，堅持我們民族解放的旗幟，腳踏實地，向前奮斗，配合各國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爭，爭取我們的完全勝利”。宣言提出中國當前內政外交十項基本方針的建議，并重申：“本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始終不變，愿與中國國民黨及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人民團結到底，為抗戰建國的共同目標而奮斗。”

同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7月8日

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我患肌肉性發炎，需用亞陀方耐爾，延安已無此針劑，別人亦需用，擬請設法購買若干，如有可能則買五十盒。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七月九日共產國際關于蘇德戰爭與各國共產黨任務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這一指示。

7月15日

復電周恩來，指出：關于準備配合蘇聯對日作戰問題，“我們決心在現在條件下以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我們采取鞏固敵后根據地，實行廣泛的游擊戰爭，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關于見蔣，張沖既兩次來催，似可一見，看他說些什么，如能釋放葉挺及發八路幾個月餉，國共關系即可開始轉圜，但仍不可求之過急”。“英蘇協定〔1〕將成世界政治的樞紐，美國在政治上只能跟著這條路線走，不能操縱一切了。英蘇協定將影響日本，增加其顧慮，亦將影響中國，促成中蘇、國共的好轉。”

同日

寫信給劉雪葦〔2〕：“來信及提綱〔3〕收讀。雖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見，但是贊成你寫這本書。”

7月18日

關于準備配合蘇聯對日作戰的方針等問題，復電劉少奇〔4〕，指出：“反攻口號是對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全局決定于蘇聯打勝仗”。“乘機取利，制日制共，是蔣的方針，因此我們對蔣還是既不讓又不攻的方針，讓地盤給蔣在我既事實上不可能，他也決不會同日本拼，他是很機會主義的，很精巧的。”

〔1〕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蘇聯同英國締結對德作戰聯合行動條約。

〔2〕劉雪葦，當時任延安星期文藝學園副主任。

〔3〕指劉雪葦寫的中國新文學史講授提綱。劉雪葦當時打算按這個提綱寫一本中國新文學史。

〔4〕陳毅、劉少奇七月十二日致電毛澤東，說：“如日本向蘇聯進攻，我們當號召全國向日寇反攻，即使國民黨不積極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須獨力反攻，以牽制日本，敵后某些據點可能放棄。”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如何對付國民黨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團軍“近復擅自行動”的反共謠言。會議決定采取以下應付辦法：用事實揭穿這一謠言，并指出國民黨準備在蘇聯西線戰爭吃緊的時候壓迫我軍撤到黃河以北，美國企圖拉攏日本退出軸心國，醞釀東方慕尼黑陰謀；解放社發新聞或社論進行駁斥。會議還討論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照毛澤東起草的草案通過。

7月22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董必武電，請向各小黨派說明：“（一）我們決贊助他們的民主運動；（二）國民黨正在發動反共宣傳，目的在殺雞給猴看，打擊各小黨派，目前還談不到對十二條的讓步問題，僅在國民黨真有好轉誠意時，我們才準備談判具體條文（對某幾條可以商量）。”

7月24日

下午，謝覺哉來訪，談話至夜晚，派汽車送謝回住處。二十六日上午，謝寫信并附《池鹽運銷研究》一文送毛澤東。當夜毛澤東到陜甘寧邊區政府訪謝，談話至次日凌晨一點方歸。

同日

致電彭德懷：“此次國民黨發動反共宣傳，全由何應欽一手主持，得蔣默認，但為英美派郭泰祺〔1〕、王世杰等所反對！自我們聯絡英、美在華人員與英美派，集中揭露親日派陰謀后，據恩來二十三日電告，彼方〔2〕業已失敗。”

〔1〕郭泰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

〔2〕指國民黨。

7月30日

關于盡量吸收醫務人材的問題，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向各兵團首長發出指示：“醫務人材培養過程很長，且技術不易高深，我軍醫務建設在技術上進步不大，今后應盡可能地吸收大后方與廣大淪陷區技術水平高深的醫務人材，不惜其津貼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黨干部看待，生活上作專門家待遇之。”

同日

關于當前形勢和斗爭方針，致電黃克誠并告劉少奇，指出：“只要蘇能勝德（兩星期來德軍已無進展），日必不敢反蘇，只要英、美、蘇合作（英、蘇已訂同盟，美、蘇日益接近），蔣必不敢大舉反共，整個形勢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險攻蘇，蔣迫我北上，我之方針亦無變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軍事上在武器未改變前仍是與敵人無時間的不冒險亦不消極的長期游擊戰爭。華中、山東部隊決不北上，對蔣之進迫則取自衛政策，對國民黨每一反共宣傳與反共行動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針，對蔣、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種方針應準備長期堅持下去，不為一時一事所沖動，望注意為盼。”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除繼續聽取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的報告》外，還討論改革中央機關組織機構問題，延安學校合并問題，中央領導同志分工問題，各辦事處工作管理問題等，并作出關于這些問題的決議。

7月31日

關于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政策的爭論問題，致信林伯渠、謝覺哉。信中說：“最近兩次談話，又讀謝老兩信，又得高崗同志轉達二老意見，使我對現行邊區財政經濟政策的爭論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現行政策的幾個根本點（預算分散，紙幣，運鹽）又尚在執行之中，最后的誰是誰非，還無法作結論”。“我現在不能斷定紙幣與運鹽不失敗，我同二兄談過，如弄得不好，也要失敗的。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信中還建議他們：“多從反面（即現行政策的正面）設想，現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較少？從相對性設想，勿只從絕對性設想（即只設想現行政策完全是錯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對的）”。“注意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例如在稅收工作上，在紙幣發行工作上，在領導方式上，我覺得都是有嚴重缺點的。”

7月下旬

作家蕭軍想離開延安回重慶去，到毛澤東住處辭行。他向毛澤東談了他在延安見到的一些不良現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義、行幫作風，并建議黨應當制定一個文藝政策。毛澤東挽留蕭軍留在延安，并托他幫助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和情況。

7月

根據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的精神，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九月八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澤東出席成立大會，并作題為《實事求是》的報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調查研究敵友我三方面的歷史和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