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1）

6月9日

關于在冀南平原地區

同日

軍斗爭的方針和政策，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劉伯承、鄧小平并彭德懷、左權、羅瑞卿，指出：日軍在冀南之“蠶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縮小我之活動地區，擴大其占領地區。擊破日軍的“蠶食”政策的中心環節，“在于有正確的政策，主要應從政治上著手，而不能只是軍事進攻或以軍事進攻為主”。“一般說，我黨我軍在此種三角地帶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善于隱蔽自己，保存實力，處處為民眾著想，要保護民眾使民眾不致吃虧（也就是保存自己）。對于民眾中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不僅不應尖銳地反對（這不是右傾退縮），反而應該因勢利導成為帶有計劃性的應付敵人的辦法，甚至成為策略”，打破日軍分離我軍民團結的毒計。“單純的軍事斗爭，表面上的尖銳對立政策，將引起敵人殘酷的鎮壓，其結果恰恰是造成群眾的恐懼，使敵寇得逞其陰謀”。“在這些地區內應多采用兩面政策，加強偽組織偽軍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隱蔽自己），群眾團體及政權只能采取隱蔽的方式，不能與根據地一樣”。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懷致衛立煌的電報〔1〕，指出：“目前大局，非國共兩黨貴我兩軍密切合作不足以圖存。敵于晉南得手后，有進圖鄭、洛〔2〕、西安可能，八路軍決在委座及吾兄領導下與友軍配合作戰，堅決破壞敵之進攻，為保衛鄭、洛、西安而戰。惟配合有直接、間接兩種，直接配合則效速，間接配合則效遲。敝軍擔任平漢、平津、津浦、北寧、平綏、正太、白晉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襲，從遠后方、近后方牽制敵人，此間接配合也。八路軍以有力一部進入中條山及汾南三角地區，擔任同蒲南段、白晉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襲及黃河北岸之控制，從側面打擊與牽制敵人，以利貴軍主力在黃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見，認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則牽制敵人難期速效，蓋敵之重兵已集濟源、運城地域，僅作遠道配合，究屬遠水難救近火，此次中條戰役其證明也。”“今之建議，亦純屬進言性質，如以為可，則令行之，如以為不可，則棄置之。”如批準上述建議，“敝軍到達中條及三角地區時，須請求允準發動民眾組織抗日游擊隊，蓋德等認為唯有此策為最有效。此次中條失利之原因固多，而無民眾組織以障蔽敵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實為主因，并非兵不精將不勇或指揮不善之咎也。”

〔1〕毛澤東起草這封電報后，與朱德聯名拍發彭德懷征求意見，并囑此電由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轉交衛立煌。

〔2〕鄭、洛，指鄭州、洛陽。

同日

關于中條山戰役后對國民黨的方針問題，復電周恩來，告以彭德懷、劉伯承等部署進占中條山，中央已去電制止。指出：“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驟，朱、彭給衛建議一電即轉給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動，蔣如真欲保衛河防，只有讓我進入中條山，如他不許，則我可解脫責任。”此次中條山戰役的損失，為上海戰役以來最大損失。“目前我對國民黨方針是著重于拉，中條失敗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6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朱瑞、陳光、羅榮桓等，指出：“目前我黨方針在拉蔣抗戰。我軍應堅持黨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衛的原則。”如有向國民黨軍進攻的行動，應立即停止。

6月13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征求他們對取消抗大總校的意見。電報說：抗大總校在目前各分校極端分散而又遙遠的情況下很難進行領導，事實上各分校在各地區兵團的直接領導下仍可進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針與教材等歸軍委第四局負責，因此我們意見取消總校，將總校改為一個分校。

同日

林伯渠、謝覺哉來訪，談話至傍晚。夜，毛澤東寫信給林伯渠，信中說：“今日所談，系大政方針與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辦通。”關于預決算，有兩點還請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錢，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則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則內。”（二）“不管是中央的，軍隊的，地方的，一概包攬，為之統籌。軍隊不分國軍，地方軍（不立此名目），一概統籌。”“總之發展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這封信寫好后當時沒有發出。十五日，毛澤東又在信上加寫了以下內容：（一）“追加預計，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預算中加重總預備費，爾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邊幣只維持一千萬，宜作千五百萬之打算，較不束縛手足。”（三）預計算中應把自力更生部分打進去，“須與黨、政、軍各部分的實際狀況密切聯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計。尤其是軍”。（四）“商品貨幣流通量成正比例說，亦不宜堅持，宜估計到許多新條件，還待今后研究。如持之過堅，將來不準，有損信譽。”

6月17日

致電周恩來，說：“你的一文一信〔1〕，《大公報》的復文〔2〕（《大公報》此文很有意思，很可注意）都看了，你的信與文均在《解放日報》發表并廣播，那封信寫得很好。”“依你觀察，此刻是否到了蔣轉彎的時機，可否找張季鸞、王蕓生開一次談判”。“向他們申明只要不妥協不反共，我們是擁蔣（所謂國家中心）到底的，否則是蔣拒絕人家擁他，解散新四軍，對八路不發餉彈，公開的普遍的反共言論與反共行動，叫人如何擁法？問他們有無改善國共關系的辦法。”

〔1〕“一文”，指周恩來為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新華日報》撰寫的代論《論目前戰局》，同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報》轉載了這篇代論。“一信”，指周恩來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給張季鸞（重慶《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重慶《大公報》主筆）的致《大公報》的信，這封信在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發表，六月十三日《解放日報》作為代論轉載。

〔2〕指《大公報》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

6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除繼續聽取彭真《關于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的報告》外，還作出以下決定：（一）為著更能統一與集權地解決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問題與批準黨、政、軍三方面的各種預算、決算，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時、李富春、高崗組成，林伯渠為主席。（二）改變過去經濟自給的辦法，準備實行統一的實物供給制度，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由任弼時負責主持。（三）抽調一部分學生參加陜甘寧邊區的實際工作。

6月22日

德軍突然發動對蘇聯的進攻，蘇德戰爭爆發。

6月2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指出：“德國法西斯統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進攻蘇聯。”“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于反對法西斯奴役。”這個決定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譚政復電彭德懷、左權、羅瑞卿：同意陳賡、薄一波〔1〕統一太岳軍隊的指揮，同意組織太岳縱隊。

〔1〕陳賡、薄一波，此后分別任八路軍太岳縱隊兼太岳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

6月26日

在起草的一份電報中指出：“英、美、華都站在蘇聯方面，現在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對抗，其前途對蘇對華有利。中國時局可能好轉，我們方針是爭取好轉打擊日寇。”

6月28日

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復電劉少奇，指出：“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包括一切還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內的，是全民族聯盟，不但是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在抗日一點上確是如此，在民主一點上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堅決的反對力量，但在我根據地內則大地主大資本家為保存其經濟利益為向我作合法斗爭亦可贊成我之民主政權。故在抗日過程中不論在全國范圍內在根據地內，除漢奸外，對大地主大資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還是主要的，打是輔助的，打是達到拉之手段。”電報還指出：“在中國孤立大資本階級與俄國孤立資產階級不同，在中國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國則是絕對孤立政策。”

同日

復電彭雪楓并告彭德懷，陳毅、劉少奇，指出：“你五月三日電的觀點是不適當的，是錯誤的，六月十五日電亦還未改變。蔣介石還在抗戰，蔣在全國軍隊中，在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還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戰還少不了他，他也還沒有破裂統一戰線，他還是兩面政策”。“罷工罷課的策略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八路南下的策略也只能加深國共裂痕，與中央縮小裂痕的方針是不合的。我們對付蔣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針只應該是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政策，你的意見卻超越這個方針。”電報還指出：“在蘇德戰爭爆發后，我黨對國民黨態度尤須慎重，不可大意。”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大會。會上張聞天作《紀念我黨二十周年我們的任務》的報告。

6月30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當日寇有舉行反蘇戰爭之危險時，情報與破路二事甚為重要。”

6月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的指示》，指出：“在黨外要深入地宣傳中共二十年來的歷史，是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斗的歷史。它最忠實地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今天無論在國際國內任何困難情況下，它都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到底，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反對投降。”“在黨內要使全黨都明了中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為團結全國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它的政策，關系全國抗戰的成敗與全中國人民的命運。因此每個黨員都要正確懂得如何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要加強策略教育與學習黨在二十年革命斗爭中的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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