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8）

4月17日

關于蘇日中立條約問題，致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歷來認為蘇聯依賴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蘇條約對蔣給了一個嚴重打擊。”“擺在蔣面前的是外交、財政、中間派三大困難問題，關于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脅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對德，第三蘇聯獲得自由；關于財政者是收入不足十五分之一（五萬萬對七十五萬萬）；關于中間派者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地方實力派并不熱心反共也不贊成投降。”“在日蘇條約訂立、蘇聯獲得自由之后，蔣投降與反共將更加困難”。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雪楓：為了政治上打擊蔣介石反共，軍事上遲阻李仙洲援助韓德勤，同意陳銳霆〔2〕團在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反對中國人打中國人等口號下光榮起義，起義后照外圍軍待遇。

〔1〕指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創刊。

〔2〕陳銳霆，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九十二軍第一四二師第四二五團團長，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率部起義。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賀龍、關向應并告彭德懷、左權，指出：“你們部隊主力擇適當地點集中整訓，不要妨礙生產建設，以便堅持根據地。延安亦是這個方針（準備應付蔣之萬一進攻，但不妨礙生產）。”

4月19日

為《農村調查》一書寫跋，指出：現在黨的政策既不是十年內戰后期的“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也不是陳獨秀主義的“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的兩重性的政策”。同時指出：“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分，并使其有一個適當的發展，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

4月20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雪楓并告陳毅、劉少奇，指出：陳銳霆團起義后不要改為八路軍或新四軍番號，可稱九十二軍獨立旅，陳任旅長，保存外圍軍形式，歸彭雪楓指揮。二十一日，再致電彭雪楓并告陳毅、劉少奇等，指出：如昨電所說陳團起義后仍打國民黨第三十一集團軍第九十二軍的旗幟。“對陳團內部須堅決執行一個路線的轉變，使全團掌握在黨的領導下，主要軍職以黨員與可靠分子充之，但須團結一切不反共的中間分子。”“惟有實行這種革命的兩重性政策，才有利于爭取國民黨軍隊，也才有利于團結陳團中的中間分子。我對陳團的政策和對山西新軍的政策是一樣的，但和山東對一一一師的政策不同，山東沒有采取內部堅決轉變的方針”。

同日

復周恩來十九日來電，同意他關于國民黨統治區頑固派、英美派、親日派、中間派等對蘇日條約所持態度的分析，指出：在德國打擊下，英國對蘇邦交即將好轉，美國亦將大體上取英國的步驟，決不能得罪蘇聯，中國英美派、頑固派、中間派及進步派中之動搖分子均將在英、美影響下對蘇獻媚。“英、美總方針是先對德后對日，決不敢對日本取強硬態度”。“我們方針是要爭得蔣及國民黨主體轉變到親蘇、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維持他們的政權、承認我們的地位為條件。”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左權，賀龍、關向應，聶榮臻，指出：無論蔣介石是否馬上進攻延安或增兵榆林，從聶榮臻處調兩個旅至晉西北機動位置是必要的。兩旅到后主要集結整訓，并從事生產。

同日

致電周恩來，請他為續范亭購買藥品。“續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潰瘍，來延醫治，略有好轉，請購藥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來為盼。”

4月26日

復電周恩來，指出見蔣介石時可提出：（一）要求他派飛機送你回延安參加大會〔1〕。（二）表示我黨愿意同國民黨繼續團結抗日，惟望國民黨改變對內政策，并對八路軍發餉，合理解決新四軍問題。

〔1〕指準備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審查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擬在第二屆參議會競選時提出的施政綱領，決定照毛澤東的修改稿通過，于五一勞動節發布。會議還通過以高崗為書記的中央西北局成員名單，并決定組織一委員會，解決過去邊區黨內爭論問題。

4月28日

關于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修改和發表問題，寫信給任弼時并轉邊區中央局。信中說：施政綱領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請在邊區刊物上發表，并印多張廣為散布于邊區境內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張。群眾報上，須為之逐條加以通俗解釋，并張貼于通衢。與此綱領發布同時，須由邊區中央局發一通知，亦同樣在報上發表，在通衢張貼，并使干部人手一張。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作過多次修改。綱領共二十一條，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條是毛澤東起草的，對其他一些條他也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條是：“改進司法制度，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對于漢奸分子，除絕對堅決不愿改悔者外，不問其過去行為如何，一律施行寬大政策，爭取感化轉變，給以政治上與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對于一切陰謀破壞邊區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處置辦法仿此。”第八條是：“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實行俸以養廉原則，保障一切公務人員及其家屬必須之物質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娛樂生活。”第十條是：“在土地已經分配區域，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經分配區域（例如綏德、富縣、慶陽），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惟須減低佃農租額及債務利息，佃農則向地主繳納一定的租額，債務人須向債主繳納一定的利息，政府對東佃關系及債務關系加以合理的調整。”第十四條是：“繼續推行消滅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規學制，普及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加強干部教育，推廣通俗書報，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材，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允許在學學生以民主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第二十條是：“對于在戰斗中被俘之敵軍及偽軍官兵，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實行寬大政策，其愿參加抗戰者，收容并優待之，不愿者釋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寫悔過書。其有在釋放之后又連續被俘者，不問被俘之次數多少，一律照此辦理。國內如有對八路軍、新四軍及任何抗日部隊舉行攻擊者，其處置辦法仿此。”

4月30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劉少奇、陳毅、饒漱石〔1〕，指出：敵占寧波、奉化、溫州、福州，如系久占，你們應注意組織各該地的游擊戰爭。從吳淞，經上海、杭州、寧波直至福州，可以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上海、杭州線的軍事領導有單獨成立戰略單位之必要，此區有大發展前途，可劃為第八師區域。

〔1〕饒漱石，當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

5月1日

《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在《新中華報》正式發表。同日，《新中華報》刊登的《邊區中央局發布施政綱領》報道中說：“此綱領內容極為重要，不但表示團結抗戰之總方針，并包舉各方面的正確政策，例如軍事政策，優抗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權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潔政策，農業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勞動政策，稅收政策，文化政策，婦女政策，民族政策，華僑政策，游民政策，俘虜政策及外國人政策等。”“據中共中央書記處人員稱，邊區中央局此項施政綱領之發布，適當國內外政治形勢發生激烈變化之時，實具備著偉大的政治意義，不僅陜甘寧邊區可以施行，而且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國范圍內說來，亦必有甚大之影響云。”

5月2日

致電周恩來，要他就陳長捷至西安事質問國民黨，指出：“如陳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勢必引起重大糾紛，如保持榆林現狀，我可保證不向榆林、寧夏、內蒙作任何行動，否則引起糾紛責在彼方”。

5月5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陳毅、劉少奇并告彭德懷、左權，詳細告知國民黨軍在華中的動態及蔣介石同桂系的矛盾。指出：蔣、桂在華中的防區方面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對方于危險地帶，置自己于有利地帶”。據湯恩伯稱，已奉蔣令，該集團負責區域劃定為淮河以北，平漢路以東，黃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區，“亦可見蔣攻我之心未死，沒有敵人大舉‘掃蕩’，他是不會放手的”。自蘇日條約簽訂后，國民黨苦悶彷徨，桂系亦感無出路，據重慶消息，白崇禧很苦悶，說蔣介石“反共無決心，和共亦無決心”，近日白、蔣間頗有隔閡。

同日

同陳伯達致電周恩來，急切需要購買以下各種書報：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經濟參考資料》、《貴州經濟》、《列強軍事實力》、《日本對支經濟工作》以及該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經濟年報》、《中外經濟拔萃》；西南實業協會編輯的《四川工廠名錄》；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輯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西南實業通訊》、桂林出版的《實用國民年鑒》；并詢問前托購的商務出版的方顯庭的《中國工業資本問題》一書，是否已購得。還指出：“關于各種統計公報及經濟書籍，這里很需要，此后請指定專人多為購買，重慶運來書籍以此類較多為好，請囑辦事處同志注意。”

5月7日

中條山戰役（又稱晉南戰役）開始。集結在這個地區的國民黨軍隊約十五六萬人，雖有八路軍積極配合作戰，國民黨軍仍然潰敗，退出中條山地區，在三個星期內，損失兵力約七萬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