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9）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重慶國民黨方面要劉斐同周恩來談話，說明日軍發動新的軍事進攻，要求我們在軍事上配合。會議決定復電周恩來。會議還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于我黨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中的教訓》的黨內指示，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用電報發各戰略單位。這個總結指出：“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我們的方針是“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時期的兩次反共高潮都證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并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便無他路可循。”“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于事變后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現在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個指示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同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一）對于敵軍進攻，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二）對于國民黨要求我們配合作戰，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三）我們要求事項：（甲）速解決新四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反共；（丁）派機送周回延開會。”

5月9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提出我軍在日軍進攻中的方針。電報說：“敵正集中兵力，企圖進攻河南、陜西、云南，打通平漢路，截斷西南、西北兩交通線。”戰事有在近日發生可能，國民黨要求我軍配合作戰。我們方針，“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這是極重要的），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在接近豫陜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并極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機向國民黨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

5月10日

致電周恩來：“已電總部擬具配合中央軍作戰計劃，惟新四、餉彈、反共三大問題，請蔣速予解決。”

5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陳毅、劉少奇，指出：“敵占領鄭州后意圖不明，蔣令何柱國〔1〕襲擊隴海線，擾敵后路，兼有防我意。為減輕蔣對我恐懼起見，彭、鄧〔2〕所部，不應越過津浦線以西，仍在原地不動為要，張、羅〔3〕亦不可擾擊李品仙。”

5月14日

關于黨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配合作戰，致電彭德懷：“目前國民黨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占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沖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與冀南，其他作為次要配合區域（即按尋常狀態作戰）。”

同日

致電廖承志：“（一）日寇準備大舉進攻，我軍決配合國民黨作戰。（二）對魯斯〔4〕一類美國人可與之多聯絡，表示我黨堅決抗日到底，武漢失守后主要抗戰的是我黨，國民黨打得很少。我黨對內要求，只有一個民主。對外交是主張與英、美聯系的。”

〔1〕何柱國，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

〔2〕彭、鄧，指彭雪楓、鄧子恢。

〔3〕張、羅，指張云逸、羅炳輝。

〔4〕魯斯，美國援華委員會委員、作家和記者，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到達重慶。

同日

致電周恩來，要他告訴崔可夫及黨外人士：“武漢失守后，兩年半來，日本政策是主要對共、放松對國，以利誘降。故兩年半來，國民黨對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樣，主要對共，放松對日，發動兩次自毀藩籬的反共高潮給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進攻，這個政策是根本錯誤了。我黨對日則無日不戰，對目前進攻，又決定配合作戰。東條陸相在今年一月議會中聲明，重慶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勢以來沒有打什么仗，只有共產軍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證據。”

同日

同朱德致電彭德懷：據報日軍沿黃河增兵甚多，揚言渡河。又傳日軍于日前由平民搶渡，沿河民眾甚為恐慌，西安糧價亦猛漲，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軍于此時機有在敵側背給以打擊以振奮國民黨之必要，如何望告。”

5月15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電告彭德懷、左權：八路軍總部應不斷向蔣介石等通報敵情、戰況，特別是勝利消息（包括全華北的），以影響其抗戰決心，爭取國共關系好轉。

同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關于出版《解放日報》等問題的通知，全文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事業亦加改進，統歸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筆。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機關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并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至為至要。”

同日

致電廖承志、周恩來，請他們在香港、重慶為續范亭購買治療腸潰瘍的努食丁注射劑五十盒，速寄延安。

5月16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毛澤東題寫報名和寫發刊詞。發刊詞說：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本報的使命。“現在是中國存亡絕續的關鍵，全國一切抗日黨派抗日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是站在這一斗爭的前線的，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始終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

5月18日

《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社論指出：“目前國際形勢中的主要特點有三個：一是德國大勝利，二是中國發展著的抗日戰爭，三是蘇聯的和平政策。我們一般地估計國際問題，特殊地估計日本問題，都不能離開這樣三個特點。”否則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確或不大正確的結論。德國有奪取世界霸權的趨勢，英、美對付德國的“錦囊妙計”是：“不讓希特勒向西，不讓蘇聯置身事外，又來一個歐洲慕尼黑，這就是他們的總方針。”“再一次施行遠東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與蘇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以配合其迫德向東的西方政策。”對于中國發展著的抗日戰爭，很多人是估計過低的，殊不知“基本上決定日本的動向的正是中國”。“中國現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這里高舉著火炬的是幾萬萬人，而共產黨則站在這個火炬行列的最前線。”“世界究竟是誰人的世界？帝國主義強盜們說一定是他們的世界，而人民則說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國究竟是誰人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者說一定是它的中國，而我們則說一定是中國人的中國。‘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們，才能正確答復這個問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都無法估計革命力量之發展，這一點是反動派們注定了的致命傷。”

5月19日

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任務，批判了理論和實際脫離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但在這一結合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即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我們黨內許多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違背了理論和實際統一這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報告提出三點建議：一、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二、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三、對于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這個報告對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和路線學習起了推動作用，給全黨的整風學習指出了明確的方向，是整風學習必讀文件之一。這個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