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7）
3月18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關于目前時局的通知，指出：“從何白‘皓電’（去年十月十九日）開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變和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達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蔣介石的反共演說和參政會的反共決議，則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時的一戰。時局可能從此暫時走向某一程度的緩和。”“這次斗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對我黨和進步派的壓迫政策和反共宣傳，決不會放松，我黨必須提高警惕性。”同時，“在全國和各根據地上，要反對對時局認為國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發生的許多不正確的意見。”這個通知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目前時局的通知，并決定緩發。在討論出版發行工作時，毛澤東指出：要使發行與消耗量相適合，要出版教科書及通俗書籍。合并刊物問題〔1〕，現在繼續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會議決定合并刊物后，暫時只出版《解放》、《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文化》四種刊物。
同日
致電周恩來、董必武，詢問：蔣介石組織黨派委員會有何用意？蔣是否同意黨派委員會只能是商談接洽機關，不是決定機關，一切有關某一黨派的問題非經該黨派同意不生效力？蔣是否想借此站在各黨派之上，以便統馭全國？以上各點請立復。二十日，周恩來、董必武復電毛澤東，為了對付蔣介石拉攏各黨派而組織黨派委員會的計劃，建議采取以下對策：向蔣提出黨派委員會必須置于參政會之外，各黨派必須平等。
3月21日
致電周恩來：“號〔2〕午電悉。（一）黨派委員會問題中央還未討論，請暫時不要答復他們。（二）請你考慮在新四軍問題未解決前，不加入黨派委員會是否更妥當些，因蔣目的在使我加入黨派委員會束縛我們手足。”
〔1〕中共中央三月二十六日發出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指出：“由于目前技術條件的限制，與某些書籍小冊子的急于出刊，決定《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自四月起暫時停刊，以四個月為期。”在停刊期內，關于這些方面的指導性的文章，分別登載其他有關刊物上。
〔2〕號，即二十日。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關于增強黨性問題。毛澤東發言說：黨性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要使中級以上的干部實行檢查，干部鞏固了黨便鞏固了。實行自我批評，是一個很難辦到的事情，魯迅也說解剖自己是困難的。自遵義會議后黨內思想斗爭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寬的方面去了。對干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我黨干部要做到雖受到打擊也要服從組織，就是在一個時期為上級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夠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項英、袁國平的錯誤，中央也要負責，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有些錯誤的。當時對形勢估計不足，沒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對國共關系忽視了斗爭性，因此邊區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張國燾逃跑后才解決，對全國的影響也很大。會議決定由王稼祥起草關于黨性問題的決定。
3月
關于從重慶訂購書報問題，三次致電周恩來、董必武。要訂購的書報有：《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蜀報》、《新民報》、《時事新報》、《新中國日報》、《華光日報》、《國家社會報》；重慶各黨派集團及昆明、桂林等地的報紙、雜志；向中國文化服務社訂購各種政府公報、雜志、報紙；向中國經濟研究所訂購《四川經濟參考資料》、《貴州經濟》、《日本對支經濟工作》、《列強軍事實力》，《中外經濟年報》（三九、四○年版）、《中外經濟拔萃》（創刊起全要）。并要求將商務、中華及其他書局出版的有關中國經濟書籍盡先寄來，“重慶所有的經濟書籍望盡力搜集寄來”。
4月1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周恩來電，指出：“李先念部隊有絕大戰略意義。辦事處、新華日報及重慶、桂林、貴陽各地一切應疏散的黨與非黨的干部，應千方百計盡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準備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的提綱，內容是關于最近六個月來同國民黨反共高潮作斗爭的經驗總結。這個提綱的八點內容，都包含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的教訓的黨內指示中。
4月5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朱瑞、陳光、羅榮桓并告彭德懷、左權，陳毅、劉少奇，對山東、華中的戰略部署提出意見，指出：“在日蔣矛盾依然尖銳存在條件下，反共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能的，這一點給我黨在山東、華中鞏固擴大根據地以有利條件。”“但山東、華中敵、頑、我的三角斗爭是長期性的，三方中無論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決問題。”“因此你們戰略部署須適應上述根本情況，作長期打算，勿為臨時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建議，隴海路以北的黨與軍隊之領導，仍歸還北方局與八路總部，隴海以南則歸中原局與新四軍部，華中局仍稱中原局。”
4月8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蔣有派兩個師繞道綏西進駐榆林向我壓迫訊，其中一師系新編第三十四師馬志超部已到寧夏。蔣派陳長捷為晉陜綏邊區‘剿匪’總司令，日內率直屬隊經陜、甘、寧夏似赴榆林。蔣之目的在奪取鹽池，壓迫綏德。請嚴重向蔣交涉。”
4月9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根據各處消息，蔣介石有從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壓迫的可能。請一面向蔣抗議，一面告訴劉斐，鹽池為我給養命脈，如被占領非與蔣拼命不可。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賀龍、關向應、續范亭并告彭德懷、左權：“蔣有加強北面兵力攻取鹽池并南攻綏德可能，你們應準備抽調有力部隊準備于必要時西渡增援，暫在原地待命。”
同日
致電廖承志，請他在香港為延安兒童保育院購買聽診器、窺耳器等醫療器械。
4月10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本日三次致電賀龍、關向應等，指出：何應欽到西安布置“剿共”軍事，李文部分駐宜川、洛川、宜君、耀縣的四個師似有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的企圖，如其進攻則可能是突然襲擊延安、富縣兩點。你們應做好準備，并準備抽調五個團待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為保衛延安之用。
同日
致電周恩來：蔣介石似有襲擊延安的企圖，望立即揭穿，并告知友人。
4月11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廖承志及各戰略單位，通報說：據息，何應欽此次來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軍事會議，已于十日在臨潼開會，討論中心問題為進攻陜甘寧邊區之部署，進攻邊區總指揮已決定為胡宗南，在一個月后開始進攻。
4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賀龍、關向應并告彭德懷、左權，指出：“準備機動部隊集結集訓，布置甚妥”。“惟集結位置須選在行止兩用之處，庶依情況須行則行，須止則止，可以活用”。
4月13日
《蘇日中立條約》在莫斯科簽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約見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表示“蘇聯將毫無變更地繼續援助中國”。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賀龍、關向應并告彭德懷、左權，指出：“如果蔣介石冒險打延安，我們現時還只能決定內線作戰，不是打出去，一二○師兵力須在保衛邊區同時又相當兼顧晉西北之兩點上。”“蔣介石是否決心打延安主要決定于蔣對蘇聯態度，日蘇條約訂立后蔣之態度如何尚須數日才能看清，但我現應放在蔣決心打延安一點上來布置。”
4月14日
關于蘇日中立條約和蔣介石準備進攻延安等問題致電周恩來，指出：“日蘇條約使蘇聯徹底解除被攻威脅，對國際對中國發言權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國同盟為反蘇工具之幻想最后破產，對制止中國投降與反共危險有積極作用。”“對蔣進攻延安陰謀準備公開揭破，但還擬看一看，如蔣知難而退，則饒他一次以免引起緊張局面。”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蘇日中立條約，通過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毛澤東發言指出：蘇日條約訂立之后，蘇、日雙方都得到自由，但對中國問題沒有解決。蔣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難，即財政、外交與中間派問題，中間派對投降與反共都不積極，財政困難更大。目前不會有新的反共高潮，蔣介石進攻陜甘寧邊區似還不會立刻到來，但我們必須準備。會議還討論后方工作、在延安出版日報等問題，決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員會，統一管理延安黨、政、軍、民整個后方工作，由葉劍英負總責；決定由原指導陜、甘、寧、青等省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統一領導西北工作；決定秦邦憲為即將在延安出版的日報〔1〕的社長兼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