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6）

3月1日

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在重慶開幕。由于國民黨不肯接受中共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七人拒絕出席會議。

同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關于談判無結果堅決不出席參政會復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急電〔1〕，指出：“（一）臨時辦法無結果無明令保證，絕對不能出席（絕對不能出席），必須堅持我們的原則立場。（二）告訴國民黨及小黨派，延安回電已到，為顧全大局起見，同意臨時辦法十二條，在有結果有明令保證時可以出席，以示我黨仁至義盡。（三）判斷此次談判決不會有結果，故你們的決心須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動，堅守自己的原則立場。如我們此時出席，我們即失掉一切立場，結果將非常之壞。（四）即選周為主席團，亦決不能出席。”

〔1〕周恩來三月一日兩次急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他當日與張沖談判無結果的情況，并請示是否出席參政會。電報說：現在不出席與談判仍是對立著，僵局必須打開，中間的辦法已沒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3月2日

關于不出席參政會問題再致電周恩來：“昨夜書記處會議討論來電，反復考慮，認為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但明令保證的條件是決不會答應的，因此須決心不出席。”“我不出席，他亦無可奈何”。“我已提出讓步條件（臨時辦法），他不答應，其曲在彼”。“只要熬過目前一關，就有好轉可能，在半年內如能解決善后條件，我仍準備出席九月間的二次參政會。”

同日

急電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對共產黨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本日致國民參政會公函，表示“完全同意”，并囑“立即轉發港、滬并廣播各地”。董必武、鄧穎超的公函說，他們經中共中央同意提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如得國民黨政府采納并有明白保證，他們將出席國民參政會。

3月4日

致電周恩來，指出“蔣將繼續增加對我壓迫，請作準備。”“參政會通過擁蔣案以報復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會通過此案，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當，故不出席是千對萬對的。”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左權，賀龍、關向應，彭真，劉伯承、鄧小平，指出：“關于機動部隊準備事，須能適應走與不走兩種情況，決不可一心一意只準備走，致放松堅持根據地的決心與注意力，及耗費太多之經費，因此應該以準備兵力與現款二事為宜，其他如船只、糧食、草料等項不特別增加經費，凡須特增經費者，須從緩辦。”

同日

致電廖承志并告周恩來：對國民黨“參加英美集團或訂立中緬協定一事不必強調反對，要把宣傳與政策加以分別，我們并不放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但對英美援華與中緬聯防則不應反對，可表示聽任態度，因此事可使蔣介石難于投降與難于反共。我們必須盡量利用兩派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先就目前時局問題發言，說：過去我們的“佳電”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間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國民黨抓住我們怕破裂，更加向我們進攻。在我們向參政會提出十二條時，蔣表示著慌。我們繼續堅持強硬的立場，蔣動員所有小黨派向我們要求出席參政會，因此我黨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提出新的十二條辦法。這一次我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三個戰士堅持了黨的立場，這是有重大的意義。我認為我黨此次堅定的立場是對的，給了國民黨以堅決的打擊，會給各方面以極大的影響。我們的孤軍奮斗是有極大的意義。我黨外交政策并不反對英、美援華，但反對參加英美集團。我們不反對參加中緬聯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贊成中緬聯防，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現在以大勢觀之，國民黨反共政策是不會停止的，但在日本南進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將會降低。在討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問題時，毛澤東說：財政方針主要是發展的方針，手段是票子。應當轉變過去的緊縮政策，根據新的方針，立即實行新的政策。要決心立即投資生產事業，主要是投資鹽的生產。紙票新增發六百萬元，因為現在特別需要，不得不發。以二百萬投資鹽的生產，二百萬買糧食，一百萬支付中央與邊區的經費，一百萬由銀行周轉。各種壟斷的辦法必須立即改變，私利不要妨礙人家，政府要實行糾正。要實行貿易自由政策，過去實行以公營事業吞并私人事業的政策是不對的。對邊區資本主義發展不要害怕，過去提黨內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口號，后來改用反對貪污腐化的口號。

3月6日

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大會第六次會議上，作關于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會議之演說，重彈軍令、政令必須統一的濫調，攻擊中共提出的解決時局善后辦法十二條和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但又不得不聲稱“以后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會議通過對毛澤東、董必武參政員等未能出席大會事件之決議，并以大會秘書處名義再次致電中共七參政員，促其出席會議。

3月8日

毛澤東等中共七參政員復電國民參政會，再次說明不出席參政會的理由，指出：中共為挽救時局，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善后辦法十二條。遲延期月，未獲一復，而政治壓迫、軍事攻擊反變本加厲。似此情形，若不改變，澤東等雖欲赴會，不獨于情難堪，于理無據，抑且于勢有所不能。”為顧全大局委曲求全計，“乃由在渝參政員必武、穎超二人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請求政府予以解決，以便本黨參政員得以出席大會”，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復電重申這兩個十二條是中共七參政員是否出席此次參政會的條件。如能在此會期內，“采納澤東等所提各項辦法，一有定議與實施上之保證，則本次大會雖屆臨畢之時，中共在渝參政員亦必應命出席，否則惟有俟諸問題解決之日”。

同日

出席在文化溝舉行的延安“三八”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時局問題發言說：此次參政會，中共不出席，鄒韜奮等退出，已變為反共的反動的輿論機關。蔣介石在參政會上報告，說對我黨提出的十二條一條也不能答應。現在不理他，待國民黨八中全會時給以政治上的進攻。會議決定，中共對此次參政會采取不理態度。會議還討論了召開中共七大的準備工作。當天，毛澤東起草中央書憶處通知：各根據地對重慶國民參政會的一切東西不要發表，也不要批評，取置之不理的態度。

同日

致電周恩來，分析蔣介石六日在參政會的演說并提出對策。電報說：“我們攻勢（雙十二條及不出席）結果，迫得蔣介石作正面回答，卻把問題向全國公開了（借一切國民黨報紙發表我們的十二條，同時暴露了蔣介石的真面目），蔣原欲把問題縮小，現在卻擴大了（由軍事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黨派問題）。這些都是我們攻勢的結果。”“蔣六日演說及參政會決議仍是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我們七參政員齊〔1〕電，亦是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這種拉鋸式的斗爭將延下去，就是所謂拖，可能再拖一年。”蔣介石六日演說，是“一種阿Ｑ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選舉必武為常駐委員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種收兵的表現”。“我們卻還應繼續我們的攻勢，直到我們的臨時辦法各條實際上被承認（主要是擴軍、防地、新華報及路上少捉人）。”

〔1〕齊，即八日。

3月14日

復電全美洲洪門總干部監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對美洲僑胞關懷祖國，呼吁團結，敬佩無已。指出：自國民黨發出一月十七日反動命令后，國共合作已遇到嚴重的危機。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迄未稍變，已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解決時局的善后辦法和臨時辦法各十二條，希望“公等一致主張，予以贊助”。

3月15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刪未電〔1〕悉。（一）可以先解決新華、捕人、發護照、發餉等小問題，惟對大問題絕不放松。（二）蔣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讓步以謀妥協之意，因國內外情勢不容許他不讓步。”

〔1〕周恩來三月十五日致電毛澤東，報告他十四日同蔣介石談話情況，說蔣在我們的政治攻勢下，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緩而實際仍在加緊布置以便各個擊破。其法寶仍是壓、嚇、哄三字。壓已困難，嚇又無效，現在正走著哄字。并請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決捕人，發餉等小問題，還是等大問題一起解決。

同日

電告周恩來，駐安徽、河南的蔣桂兩系在地盤問題上發生嚴重矛盾，白崇禧電告李品仙保存實力不打硬仗，對東進“剿匪”已完全不提。

3月17日

關于日蘇訂立條約對國共關系的影響問題，致電周恩來，指出：“蔣急于轉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國際關系。”“松岡西行目的在訂立日德、日蘇兩種條約，兩約如訂，大戰即發，英、美要阻止日、蘇訂約，命蔣向中共轉圜，蔣亦甚懼日蘇親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則利用國共惡化，有求蘇助日制蔣意。”“如日、蘇只訂經濟條約不訂政治條約，蔣有答應我臨時辦法各條可能，如日、蘇訂立政治條約，則國共、中蘇關系均可能一時惡化。”

同日

為《農村調查》一書寫第二篇序言。序言指出，出版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寫的跋合為一篇編入《毛澤東選集》，題為《〈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