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5）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楊尚昆關于華北情況和政策上幾個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加強中央秘書處組織。秘書處工作主要有政治、軍事、黨務、情報、同延安各機關的聯系五個部分。會議決定調陶鑄、胡喬木〔1〕等四人到秘書處工作。
〔1〕據胡喬木回憶，他從此擔任毛澤東的秘書。
2月20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起草致彭德懷、羅瑞卿電，指出：前總在二月九日所發政治訓令是不適當的。訓令“混淆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從理論上動搖了‘三三制’，使全軍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整個資產階級都已經或快要叛變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蘇維埃時期又要到來了。這樣就將中央及全黨一年以來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都有可能從理論上給以推翻”。“在現時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錯誤的，這樣將使我們黨孤立起來。中央曾經并正在努力向黨內外說明黨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統一戰線政策”。“認為在統一戰線教育以外另有所謂與統一戰線教育相對立的階級教育，在現時應該強調起來，而不知道統一戰線教育即是階級教育，即是無產階級及農民階級對現時還在抗日的各個資產階層（大資、民族、小資）與地主階層（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場和態度。除此以外，并無所謂另外單獨的階級教育。只有認為統一戰線僅有聯合并無斗爭，才另有提出專門強調階級對立或階級斗爭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時期，主要地應該防止的是‘左’傾危險，而不是右傾危險”，而二月九日訓令勢必助長“左”傾危險的發展。“二月九日訓令包含著脫離中央七七決定與十二月指示各項基本原則的傾向，我們明白這是由于皖南事變的刺激而發生的。須知皖南事變也罷，乃至蔣介石叛變投降與全面破裂也罷，七七決定與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則是不會變化的。現在有些同志似乎覺得在皖南事變后，中央七七決定與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則立場已經不適用了，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2月21日
同任弼時致電周恩來：“七大代表已到齊，只待你回，擬五一開會〔1〕，不便再延，請你估計有無回延可能，并準備何時回延”。
〔1〕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來未能如期在五月一日舉行。
2月22日
將所起草的葉劍英二十三日致張沖電，發給周恩來轉交張沖。電報說，中共中央囑葉劍英向張沖提出以下意見，請轉達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并望答復。“一月十三日皖南事變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軍叛變之命令是國民黨方面表示開始破裂國共合作的行動。”“本黨中央認為除由國民黨方面采納十二條辦法之外，絕無任何其他辦法足以挽救由國民黨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機，而此種破裂危機如不挽救，則民族危亡之大禍將隨之而至”。“截至本日為止，國民黨方面對于本黨之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有加無已〔1〕。”“本黨中央認為十二條辦法如不能獲得滿意解決，各種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如不能停止，則國共關系與時局危機，必將益形嚴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將毫無補于實際。”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于目前時局復周恩來的電報作了說明，指出：目前時局仍無大變，周恩來已將十二條要求交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國民黨非常著急。在皖南事變時國民黨非常強硬。到蔣發表談話〔2〕后，縮小范圍，逐漸軟下來，因為他們怕中間派同情我們，又怕軍人動搖，胡宗南、陳誠〔3〕、衛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馬上內戰，更怕國際壓力。所以在周將公函交王世杰時，王要求收回緩發兩天。
〔1〕關于政治壓迫，例如：對《新華日報》之種種壓迫，對八路軍辦事處之種種壓迫，各地繼續不斷地逮捕與暗殺共產黨員，各地報紙公開攻擊共產黨、八路軍及新四軍，各地強迫共產黨員自首脫黨。關于軍事進攻，例如：龐炳勛向冀南進攻，李仙洲向淮北進攻，李品仙向皖東進攻，陳大慶向鄂中進攻，胡宗南向陜甘寧邊區進攻。
〔2〕指蔣介石一月二十七日在重慶國民黨中央紀念周的講話。
〔3〕陳誠，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宋美齡說蔣吃軟不吃硬，實際上蔣對我們是吃硬欺軟。我黨目前只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敷衍，另一種是采用政治攻勢，像我起草的復周恩來電和葉劍英復張沖電的態度。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二月二十三日復周恩來電。復電指出：“同意你的根本立場〔1〕，但不拒絕談判。”“致參政會公函不能撤回，并須廣泛發布。”應告張沖如下各點：“自一月二十五日將十二條交與張沖轉達蔣先生后，國民黨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達參政會要求解決。”“如國民黨方面認為可以談判十二條，參政會方面自可暫時不付討論，而由兩黨在會外談判，但在談判無滿意結果前，我們不能出席參政會。”“國民黨方面如無破裂決心，必須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壓迫與軍事進攻。”
〔1〕周恩來二月二十日致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說：昨日將七參政員致國民黨參政會公函送王世杰，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條（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奪以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同時將此公函抄送各小黨派及有正義感之參政員二十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張沖談話，認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黃炎培、左舜生等訪王世杰，亦說時局嚴重，必須設法解決。張沖從昨晚至今午，接連以電話及公函請我暫行收回此公函兩天，以便他從中奔走，請蔣約我談話，我均嚴詞拒絕。張沖認為十二條雖已提出一月，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參政會提出，勢必付諸討論。張仍請求以他名義代電延安，緩期兩日提出。
同日
為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鉛印單行本寫如下一段話：“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為當時紅軍大學的教本而寫的，目的在總結內戰的經驗。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戰略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工夫再寫了。四年來只有油印本，茲應軍政雜志社之請，用鉛印出版，借供黨內同志們參考。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于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2月24日
電告周恩來：（一）李長江叛變，陳毅率新四軍討伐〔1〕，二十日占領泰州，俘獲人槍數千，李率數百人西逃，逆部有兩個支隊反正，望廣為宣傳。（二）李仙洲向新四軍進攻，陷渦陽、蒙城，彭雪楓部化整為零仍在渦河、新黃河間堅持游擊戰爭。（三）七參政員公函明日可發表，并電香港。
2月25日
在一份關于華僑方面對國共分裂危險的反應材料上加寫一段話：“國民黨方面，在各方反對其反動措施的壓力下，雖然不會變更其反共的根本計劃，但更大的破裂，卻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國民黨內部外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各種中間勢力與進步勢力加強其對買辦資產階級分子的壓力，時局才有好轉的可能性。”
2月26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有電〔2〕悉。
〔1〕國民黨軍蘇魯皖邊區游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公開投敵，新四軍第一師于二月十八日即發起討伐李長江部的戰役。
〔2〕周恩來二月二十五日致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當日與張沖談判情況。電報說：“今晨張沖又來，約談三小時，我堅決告他，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周恩來在電報中還說，張沖提出具體辦法三條請他電告中共中央：（一）軍事上十八集團軍以正規軍開到黃河以北，其他游擊部隊全部留華中，配合友軍作戰；（二）參政會改請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三）目前軍事進攻停止，政治壓迫要總解決，需請蔣介石負責糾正，再不發生新事件。張沖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并望明早答他。
（一）非十二條有滿意解決并辦理完畢確有保證之后，決定不出席參政會。（二）張沖所提條件不能接受，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誠意解決問題則應（甲）參政會延期兩個月開會，（乙）在兩個月內解決十二條及一切懸案，（丙）派機送恩來回延開會以便討論彼方意見。”
同日致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除對我秘密黨及辦事處逞兇外，他處絕無辦法。”國內外形勢日益對我有利。“蔣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舉是不可能的，蔣介石手忙腳亂之時快要到了。”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報告目前時局與中共對策問題，指出：現在國民黨與英美方面都怕國共分裂，蔣介石企圖拉攏我黨及各小黨派參加參政會。我們的對策是蔣如果不答應我們提出的十二條，我們就不出席參政會。
同日
周恩來、董必武致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告以蔣介石于今天上午約見各小黨派代表張瀾、黃炎培、沈鈞儒、張君勱、褚輔成、左舜生六人，原則上同意他們提出的成立由有關各方面組織的委員會等建議。隨后，各代表即約周恩來談話，說蔣已答應成立各黨派委員會。周、董電報還說：蔣介石現用一切力量騙我們出席參政會，我們決不上當。他想以各黨派委員會作為我們出席參政會的交換，我們也決不交換。關于各黨派委員會的組織和討論內容及中共代表人選等，請中央電示。
2月28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一）可以加入各黨派代表委員會，每黨派代表一人。（二）我黨派恩來為代表參加委員會。（三）委員會以討論各黨派關系（當然首先是國共目前的緊張關系）及國家大事為其任務。（四）委員會不屬于參政會。（五）我黨參加委員會，但在十二條沒有滿意解決前，仍堅決不出席參政會。”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以周恩來或董必武的名義向張沖提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致周恩來的電報。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是：（一）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二）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及各地之被捕人員；（三）啟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戰書報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五）承認陜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六）承認敵后之抗日民主政權；（七）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維持現狀；（八）于十八集團軍之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共應轄有六個軍；（九）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撥款撫恤死難家屬；（十）發還皖南所有被捕人槍；（十一）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派出席代表一人，國民黨代表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國民參政會主席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