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4）

2月7日

在準備發給共產國際的《新四軍事變后的各方動態》上加寫兩段話。一段是：“中共方面的整個立場，見于一月二十日發表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與談話，其中包括十二條要求，全黨一致擁護，情緒異常興奮。黨外人士例如馮玉祥〔3〕說，只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參政員張一麐等看了，異常高興，中間人士從前怕共產黨過于強硬引起破裂者，現在則贊成我黨采取強硬態度。

〔1〕指一月十八日重慶《新華日報》刊載的周恩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柳亞子，曾任孫中山的秘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一九四一年譴責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張一麐，當時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3〕馮玉祥，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后兼任國民黨軍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一九三九年冬，被蔣介石解除指揮軍隊作戰的職務。

蔣、何、白原估計我們可以嚇下來，以為蘇聯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強硬，今見如此，出于他們意外，表示著慌，蔣幾次派他的代表張沖、張治中〔1〕與周恩來商妥協辦法，并派葉劍英返延。”另一段是：“綜合各方情況，截至今日止，由于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日本向河南的進攻，英、美、蘇的外交壓力，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中間派的同情我們，廣大人民的對蔣憤慨等等原因，已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于我們的變化的象征。”

〔1〕張治中，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

同日

關于日軍進攻河南的形勢和對蔣介石政治動向的分析，致電周恩來：“此次敵軍進攻規模甚大，戰況激烈，似比宜昌戰役還要大些，完全是蔣、何、白反共計劃召來的。”“蔣介石原知敵人一、二、三月內要進攻的，他之所以發動皖南事變，發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軍進攻淮北、皖東、鄂中新四軍，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敵人進攻”。“豈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樣”，“利用國共沖突，乘機進攻”。“故河南進攻，對蔣是一瓢極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軍事反共事實上既已終結（雖然皖東與關中邊區還在進攻），請注意蔣介石諸人如何處理國共關系，依我觀察，他們非求得個妥協辦法不可。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的計劃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非想個妥協辦法，更加于他不利。”

同日

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會見蔣介石。八日，蔣介石收到羅斯福希望國共合作的來函。

2月8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抗議皖南事變及追悼皖南事變殉國烈士大會中，應要求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接受中共提出的解決時局十二項條件，平反皖南冤案。十日，又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通知：“關于抗議皖南事變及追悼皖南死難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數日內開會，茲決定緩開，待時局明朗后再通知開會。”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大會停開。

2月9日

進犯阜陽的日軍開始撤退，同時放棄渦陽、蒙城等地。十日，敗退到新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分三路向豫皖蘇邊區新四軍進攻。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指出：這次日軍進攻河南，擾亂了反共軍對新四軍的進攻計劃，但在豫南戰役中中央軍損失不大，他們仍能布置進攻我們。二月六日國民黨中央發出指示，要發動輿論逼使八路軍、新四軍退到老黃河以北，現在積極布置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反共軍有三師兩旅，看來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2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羅炳輝，黃克誠，彭雪楓等，指出：“此次敵寇發動華中攻勢，其行動如山洪暴發，忽漲忽退，蔣此次反共計劃一般地已被搗亂。目前整個形勢在變化中。華中軍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揮之新二軍仍繼續執行原來反共任務外，湯軍

〔1〕主力正在進行休整”。“你們目前任務是求得鞏固現地區，與李仙洲斗爭”。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望令克誠部向西推〔1〕湯軍，指湯恩伯部。進，求得與雪楓區域聯成一片，以鞏固華中陣地。”

2月13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雪楓并告陳毅、劉少奇：李仙洲部兩個師向你們進攻，你們主力先應向北退卻，然后相機反擊消滅之，一切靠自己解決問題。

2月14日

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一）同意以我黨七參政員名義將十二條提到參政會要求討論，以期恢復國共團結、重整抗日陣容、堅持對敵抗戰，否則我們不能出席參政會。（二）同意在參政會外成立各黨派委員會討論政治問題。”〔1〕

同日

關于目前國共關系和中共的策略，復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頓（只說可能）”。“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頓，將來再發動高潮，再舉行‘剿共’就困難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時局轉變關頭。”“敵必向蔣進攻，某君〔2〕估計是對的，利用日蔣矛盾仍是我們政策中心。”“但對蔣讓步則危險（如你所說），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反是，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八個字是完全正確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我之政治攻勢（十二條）壓倒了蔣之攻勢，我們的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而在于以攻勢打退攻勢。“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過來了，他已處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就在于此。”十六日，又將這一電報發彭德懷、劉少奇。

〔1〕周恩來二月十日在重慶玉皇觀同參政員黃炎培、周士觀、沈鈞儒、鄒韜奮、章伯鈞、張申府、左舜生、張君勱商談對國民黨參政會的態度。事后，周恩來將商談情況電告毛澤東，主張接受他們的建議：中共七參政員將中共中央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善后辦法提交參政會要求討論，以此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否則不出席；在參政會外成立各黨派委員會，討論國共關系和民主問題，在此會上也提出“十二條”進行討論。

〔2〕指崔可夫。

2月15日

毛澤東等共產黨七參政員致函國民參政會，聲明在國民黨政府對中共中央一月二十日所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十二條善后辦法未予采納以前，拒絕出席參政會。十九日，周恩來將此公函送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

2月17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左權并告劉伯承、鄧小平，劉少奇、陳毅，指出：衛立煌“是可與合作人物，對他的政策應十分謹慎，應向著爭取他與我們長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蔣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進攻可能。”“蔣介石強我華中部隊集中華北的政策，日本認為是對它不利的（破壞它華北的根本利益），這亦是日蔣矛盾之一。”這個矛盾很可利用。“日蔣沒有妥協以前，蔣大舉對我進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沒有便利戰場，第二政治上不好動員，第三英、美都不贊成，第四蔣、桂已有矛盾。這一估計已經證實，故華中我軍應加緊對付他的小進攻（加李仙洲、莫德宏、陳大慶〔1〕之類），但不怕他的大進攻。”“目前蔣、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時局于我有利。”

〔1〕陳大慶，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軍長。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彭德懷、左權，劉伯承、鄧小平，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彭真，呂正操、程子華，朱瑞、陳光、羅榮桓，陳毅、劉少奇，進一步闡述中共中央決定的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方針，指出：“目前黨的政策的中心出發點是利用日蔣矛盾，日蔣還有嚴重矛盾，故必須利用之，因此我們采取了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政策，這個政策的時間愈長愈有利，愈短愈不利。”“我黨領導的一切武裝部隊，包括新四軍在內，目前對反共軍，基本上只應該打防御戰，不應該打進攻戰，不應該企圖在大后方發動反蔣的游擊戰爭，這些辦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軍雖已無合法地位，“亦不應該去大后方，暫時仍以限制于敵占區及其附近地區活動為原則。河南敵退后，彭雪楓過新黃河的活動應暫時放棄，主力向河南發展任務目前應改為準備而不是實行”。“對八路軍機動部隊的準備亦然，目前也是準備，不是實行”。“在加緊準備機動部隊中，必須抑制部隊中可能發生的急躁情緒，必須使部隊高級人員懂得，一方面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動上避免引起過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遲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2月18日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關于新四軍所屬各師軍政負責人的委任令：粟裕為第一師師長，劉炎為政治委員，鐘期光為政治部主任；張云逸為第二師師長，羅炳輝為副師長，鄭位三為政治委員，郭述申為政治部主任；黃克誠為第三師師長暫兼政治委員，吳文玉為政治部主任；彭雪楓為第四師師長暫兼政治委員，蕭望東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為第五師師長暫兼政治委員，任質斌為政治部主任；譚震林為第六師師長暫兼政治委員；張鼎丞為第七師師長，曾希圣為政治委員。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葉劍英致電劉少奇、陳毅，彭雪楓，指出：“頑軍雖有重新進攻華中我軍之可能，然經日軍‘掃蕩’后整訓須時，故雪楓部應在渦河南岸盡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據地，不到不得已時不要全部退至渦河北岸與放棄渦南。”“可由黃克誠酌派一部分部隊進至原雪楓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