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寫給毛岸英的“罕見家書”：“書單”很有意思

中央檔案館編定的《毛澤東手跡》叢書近日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報導說，叢書精選了毛澤東不同時期的手跡，共1200餘件，計2300餘幅圖片。其中有一封毛澤東寫給毛岸英的“罕見家書”。在家書中，毛澤東給兒子開的“書單”很有意思：“你要看歷史小說，明清兩朝人寫的筆記小說（明以前筆記不必多看）。”

　　將歷史小說和筆記小說分列，說明二者是有些區別的。前者是小說的一種形式，以歷史人物和事件為題材的創作；後者即通常所說的野史，出自親見親聞，因而同樣頗具史料價值，相對於官修“正史”而言，即所謂“野史”。正史與野史，並非涇渭分明，正史的編纂往往吸收野史，野史也可以作為正史的必要補充。唐代筆記小說《朝野僉載》，內容不見於正史者共有300餘條。野史也未必輕率，五代筆記小說《北夢瑣言》，作者孫光憲“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複參校，然始濡毫”。正因為正野之間可以相互補充，比對閱讀，有時就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歷史小說亦然。
　　比如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裏有夏侯惇“拔矢啖睛”的故事，讀來驚心動魄。呂布一方的高順敗陣，曹操一方的夏侯惇“縱馬追趕，順繞陣而走。惇不舍，亦繞陣追之”。曹性見狀，“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一起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納於口內啖之，仍複挺槍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槍搠透面門，死於馬下”。夏侯惇這一連串舉動，令“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我們讀到這裏也每為其英雄氣概所折服。正史《三國志》呢？只有一句：“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少了活靈活現不說，作注的裴松之引《魏略》更表明，夏侯惇因此很不開心，因為軍中還有另一位將軍叫夏侯淵，大家為了區別，就叫夏侯惇為“盲夏侯”。夏侯惇很不愛聽，“惡之”，但是一照鏡子，又不能不接受現實，只好自己生悶氣，“每照鏡恚怒，撲鏡於地”。兩相結合，我們見識的夏侯惇，形象就更加“豐滿”了。
　　“明以前筆記不必多看”，不大理解，假以時日會有專家釋疑吧。當下揣摩之，應該無涉內容好看與否，因為唐宋筆記小說同樣煞有趣味，這也是野史的一大特點。比如筆記小說《墨莊漫錄》說，宋徽宗時京都汴梁“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沖之“每會飲，多召侑席”，找她們二人來助興。李師師這個名字我們都不陌生，《水滸傳》說徽宗趙佶與她也有一腿。宋江到京城看燈，先逛紅燈區——“兩行都是煙月牌”的街道——一邊在茶坊裏吃茶，一邊琢磨去哪家。發現目標後問茶博士，人家告訴他頭牌歌妓李師師的家。宋江脫口而出：“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茶博士嚇壞了：“不可高聲，耳目覺近。
　　”另一部筆記小說《浩然齋雅談》也說，周邦彥當太學生時每遊李師師家，有天前腳剛到，後腳徽宗也來了，乃“倉猝隱去”。這些有鼻子有眼的東西，被當代羅忼烈先生予以證否。羅先生說，北宋只有一個李師師，比周邦彥小6歲，比趙佶大20歲；其與晏幾道、秦觀、周邦彥、晁沖之都曾交遊不假，但由於年齡懸殊，趙佶不可能“幸”她，周邦彥和趙佶更不可能因她而打破醋壇子。
　　但歷史小說和筆記小說與正史一樣，文化的養分無疑取之不盡。中華書局近年來或再版或標點，陸續在出版“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分為唐宋、元明與清三個部分，已經出版的粗略數了一下，逾140種，碼在書架上大概有兩米半長。別看數量似乎龐大，像愚公那樣每天“挖山不止”，通讀一遍也非難事。毛主席為什麼給兒子開了那份“書單”，其用意自然亦會有專家解析。我倒覺得，從事社科或沾邊的人都不妨一讀。但入寶山，便不會空手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