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文化對毛澤東的影響
中國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傳統。毛澤東以辯證歷史唯物主義正確評價中國歷史，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他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科學分析。他指出：“應該充分地利用遺產，需批判利用遺產。所謂中國幾千年文化，是封建時代文化。但並不全是封建東西，有人民的東西，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東西與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也有它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時期。”《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200頁。）毛澤東以此科學態度改造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在毛澤東的學習、生活和工作中，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一直屬他案頭必備書之列，尤其是對《二十四史》，他幾乎通讀，並有圈點。對唐詩、宋詞《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孫子兵法》等，更是相當熟悉和摯愛。顯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毛澤東思想形成有很大影響。
我們黨在國內外建立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固然淵源於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亦可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找到蹤跡和借鑒。例如，在宏篇巨著《資治通鑒》、《史記》、《戰國策》、《三國志》等文化古籍中均可發掘有關我國封建社會中某些政治家、軍事家推廣統一戰線謀略的真實記載。據賈誼《新書 過秦論》記述在戰國七雄稱霸的時代，從秦孝公到秦始皇的歷代秦王，因連續實施商鞅、張義“外連衡而鬥諸侯”的戰略（即使六國諸侯自爭鬥，順從秦國的“連橫計”），採用各個擊破方式，粉碎了蘇秦等謀士的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的戰略（即連六國締結盟約，離散秦國的“合縱計”）終因六國“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最終秦始皇完成了首次統一中國的大業。三國時代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諸葛亮，也有卓越的統一戰線思想及其實踐。
在《隆中對》中，孔明為劉備擬訂了“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戒，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的軍事、外交和內政發展戰略，以其實現“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孔明出山後，親自出使東吳，“舌戰群儒，共謀赤壁戰略，取得孫劉聯合破曹的勝利。再與孟獲結盟的千古美談，都是在實踐他制訂的統一戰線策略。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歷來強調重在“攻心”，聯合抗敵為上策，以武力征服為下策的統戰策略。總之，我國古人從政的統一戰線思想與實踐成敗的眾多先例，確實為我們黨制訂國內外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在戰爭觀方面，毛澤東批判繼承了古代軍事家的戰爭善惡觀。他很贊同古人關於“行善即是除惡，除惡即是行善”這種樸素的辨證法觀點。他曾引用《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的論述，揭示出帝國主義之間戰爭的非正義性，同時強調被迫民族和壓迫階級為反抗壓迫而進行的戰爭的正義性。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了古人的樸素的戰爭觀點，並吸取了其合理成分，得出究整的結論：一切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都是為惡；一切正義的，進步的戰爭，都是行善。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研究很深，他充分肯定和發揮“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稱之“至今不失為科學的真理”，他又運用辨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解釋它。
他指出，孫子的這條原則包括了學習和使用兩個認識階段，要成為智勇雙全的常勝將軍，就得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將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考，研究敵我雙方的對比和相互關係，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定下決心，作出計畫，並在實施計畫的過程中不斷構成新的認識，修正和發展計畫，隨著經驗的不斷積累，眼界的不斷開闊，指揮員的指揮經驗能力就不斷提高，自由度就愈加增大。經過毛澤東的一番精心改造，使孫子這一樸素的軍事原則得到很大的充實和昇華。毛澤東又繼承了古代軍事家關於靈活應變的思想。孫武強調“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者，謂之神”？毛澤東用“靈活性”，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等概括古人的這一思想。他闡述了靈活性與主動性的關係，認為靈活性是實現作戰主動性的保障，他還提出了許多具體實施方法，如靈活使用兵力，靈活地實施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與防，包圍與迂回，前進與後退等，以及靈活地運用陣地戰，運動戰和遊擊戰等形式。毛澤東建黨學說是馬列主義黨建理論在中國共產黨實踐中的運用和發展，其中也吸取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營養。黨的思想建設的基本內容和主要任務，就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
為此，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必須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我們民族的歷史遺產，並引用古人格言激發全黨同志，“對自已‘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毛澤東選集》合訂本500頁）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把黨風建設的主要內容概括為理論和實際結合，密切黨群關係，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他引用“流水不腐，屍樞不蠹”這一成語來闡明必須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找批評，並“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古人的有益的格言，以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黨的機體；又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採用整風運動的形式來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貫徹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個基本方面，既以其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也是對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
“實事求是”一詞源出於東漢班固所撰《漢書 河間獻王傳》，其涵義是指一種“求實”的學風。這種學風還可遠溯至春秋時代，在《論語》中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就已蘊含著“實事求是”之意。
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這種實事求是的思想精華，並加以革命改造，早在1930年，他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就提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鮮明地反對教條主義，充滿了“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精神。1937年7月，毛澤東發表哲學名著《實踐論》，深刻地總結了古代關於知行關係的爭論，他引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古語，強調了直接經驗，獲得感性認識的重要性，又引用了《三國演義》上“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語，道破了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功夫，獲得了理性認識的奧秘。《實踐論》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反映論，強調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由中國古代自發的唯物論向更高層次的現代辯證唯物論的巨大飛躍。從古代樸素的“實事求是”學風到毛澤東“實事求是”的科學觀，兩者存在著內在的源流關係。
黨的群眾路線，同樣可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尋覓到它的思想蹤跡。我們先輩們所提出許多至理名言，諸如“為政在人”“民為貴”，“天下為公”“眾志成城”的民本思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為民獻身精神等。在劉向《戰國策 齊策》的《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文中，生動地記敘了齊相鄒忌勸告齊威王廣泛聽取全國臣民意見，採取獎勵進諫措施、改革齊國政治的故事，其中就隱含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深刻含義。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並把馬列主義關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原理，系統地運用到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活動中，便形成了黨的在一切工作中群眾路線——這就是一切為群眾，一切依靠群眾，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眾學習的群眾的觀點，就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黨的根本工作路線。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的提出，同樣受到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例如，在3000多年前的《周易乾卦 象》中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可解釋為人們應當領會大自然運行不已客觀規律，堅持自強不息地生存發展。在中國人中自古流傳的“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等成語，也包括了“獨立自主”、堅韌不拔的深刻含義。特別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閉幕詞中，以《愚公移山》為題，引證《列子 湯問》篇講述的北山愚公決心以子子孫孫挖山不止的苦鬥精神，搬走太行王屋山的生動故事，用以激勵全黨全民“排除萬難”，挖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去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這是毛澤東吸取中國古代文化精華中，有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憤圖強等民族精神的典型範例。
綜上所述，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毛澤東思想形成影響很大。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既是對馬列主義的運用和發展，又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改造和創新。文化的發展同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思想文化總是反映了社會生活和社會變革的實際情況，中國文化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近代也經歷了學習西方文化的艱難歷程，而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新時代的中國文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創立，不僅推動了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也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所以，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十分重要地位。
當代新文化建設，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與之相應的社會主義文化基本原則也應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當代文化建設，離不開原來的文化基礎，離不開對以往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毛澤東思想就是對以往中國文化的改造創新和總結，它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的文化財富，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