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自言把日本趕出中國

　　（2014年）12月24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鋼做客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開講“1976年的毛澤東”。這位講過“兩個凡是”、還原華國鋒、長期研究中共歷史的學者從毛澤東那段“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談起，通過史料，分析1976年毛澤東究竟在做什麼，想什麼？
　　毛澤東那段“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中，諸如“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說法其實為不少人耳熟。不過，黨史學界卻對毛澤東究竟有沒有說過這段話、何時說過這段話爭議不斷。
　　關於這段話“眾說紛紜”
　　《世紀》雜誌2014年03期刊載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海文對於毛澤東這段話的質疑。這段話在2013年12月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年之際，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649頁中如是記載：“6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同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談話。毛澤東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臺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李海文認為，這段話其實缺乏進一步檔案根據，也沒有人拿出其他第一手權威資料。她還提出，華國鋒曾親口對她表示毛澤東從來沒對華國鋒說過那番話。
　　韓鋼表示，有證據可以說明這段話在毛澤東去世前就流傳開了。歷史學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主任胡繩在1993年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的文章《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提及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那段談話。“據說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後事。”
　　可見，這段話流傳已久，坊間也有流傳。有意思的是，有關這段話的具體描述其實也眾說紛紜。“這樣的材料，我看到的就不下十數種，問題是，這些材料中，除了文字有差異外，毛澤東的談話對象都不完全相同。”韓鋼說，尤其對於毛澤東說這段話的時間也一直沒有一致說法，“有的說是1976年元月13日，有的說是6月13日，還有說6月15日或6月25日。”
　　“可能是1976年元月說的”
　　韓鋼從這段話的內容、語言風格特別是毛澤東當時的心態推斷，毛澤東很可能說過這段話。“問題是，這話究竟是什麼時候說的？”他的判斷是，如果華國鋒沒有聽毛澤東說過，最有可能是在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後到毛澤東提議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1月28日）之間。具體理由還有兩點，韓鋼分別從毛澤東那年的身體和心理情況說起。
　　理由之一是1976年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已然非常不好。
　　對毛澤東晚年的身體情況，韓鋼較看重三個人的說法。分別是毛澤東最後一任機要秘書、護理人員張玉鳳，護理人員孟錦雲和警衛大隊副大隊長陳長江，“這三個人最貼近晚年的毛澤東”。
　　韓鋼介紹，“文革”後，張玉鳳在《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發表過正式回憶，她寫道：“1975年10月下旬。毛澤東晚年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 “他吃飯已經需要有人來喂，因他得了一種腦神經病，吞咽很困難，他的手又抖得很厲害，常常是筷子都拿不住，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由小張來喂飯……”護理人員孟錦雲的記憶和張玉鳳的描述非常吻合。
　　韓鋼介紹，根據官方披露的史料，從1976年1月9日到6月25日這段時間，毛澤東寫過19件批示。最短的僅僅兩個字，如“同意”、“可以”、“照辦”；最長的是給復旦大學教授劉大傑的回信，連標點符號加在一起也不過86個字。“可見1976年毛身體已非常虛弱。”
　　毛澤東的外事活動情況，在韓看來也是印證材料之一。據新華社報導，1975年，毛澤東會見外賓17次，而1976年只有6次。最長的一次是1976年2月23日毛澤東會見尼克森，時長100分鐘。隨後時間則越來越短，最後一次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不過10分鐘。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布托時，已顯面容憔悴。此後，中央決定毛澤東不再會見外賓。
　　理由之二是1976年毛澤東心境充滿蒼涼。
　　韓鋼以史料指出，從1971年林彪事件後一直到1973年，毛澤東對於黨內和軍方元老重新解放有大量的批示。“但1975年發現解放出來的老幹部，依然對‘文革’充滿抱怨，這讓他感覺沮喪。”1976年元月周恩來去世，在韓鋼看來更是對毛澤東不小的打擊。
　　韓鋼說，有一個細節可以折射出毛澤東當時的多愁善感。毛澤東對古詞的愛好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偏於豪放，不廢婉約”。可到了晚年他卻常讀一些蒼涼淒婉格調的詞賦，如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枯樹賦》。孟錦雲回憶，有一天，毛澤東與護士小李聊天，順口念了兩句清代詩人嚴遂的《三垂崗》：“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毛澤東對小李說，“這是我借用的詩句，這兩句詩正表達了我此時的心境。”
　　韓鋼總結，從上述可見，“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段話確實很可能來自毛澤東親口述說。只是毛澤東說這話的具體時間應在周恩來去世之後、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之前；而確鑿的根據，仍然有待於披露和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