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話語藝術

　　我國著名翻譯家傅雷先生，在1957年3月12日聽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後，情不自禁被感染。他寫信給兒子傅聰描繪當時的情景：“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隱而不露”與“下回分解”
　　傅雷所說的“隱而不露”，是毛澤東在說服人方面的話語特點之一。作家嚴文井先生在延安時曾與毛澤東交談過一整天，深深感受到了“隱而不露”的力量。他回憶道：“那時的我，是從白區來到延安的小有名氣的作家，自負得很呀！可是當時我回想著和毛澤東相處的一幕幕，我心裏說：這個人呀，現在他讓我為他去死，我都幹！……我也很奇怪他拿什麼征服了我。……其實他那天沒講一句馬列，講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態人情，他是百科全書，無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馬列掛在嘴邊上。但你事後細想，講的都是馬列呀，他把馬列全結合到中國現實中啦！當時我就認定，跟著這個人幹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國肯定有希望！真馬列呀！”
　　當然不是所有和毛澤東談過話的人都能接受毛澤東所有的看法和觀點。遇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在適當的時候說出“下回分解”。
　　1937年“七七事變”後，學者梁漱溟親眼目睹了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慘狀。他對蔣介石領導的抗戰不抱希望，對中國抗戰的前途充滿了悲觀。於是他於1938年1月訪問了延安。當時，他在思想上同情共產黨為民族奮鬥的精神，同時又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主張。
　　這次訪問延安，梁漱溟和毛澤東談話共八次，其中兩次是通宵達旦。當把話題轉到階級鬥爭問題上時，兩人激烈爭論起來，有一次從前一天傍晚一直爭論到次日天已大亮。末了，毛意味深長地對梁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做結論，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十多年後的1950年春天，梁漱溟認真思索了他在延安時與毛澤東發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後，於1951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對自己作了一個總結。在這前後，他又寫了《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坦誠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鬥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有“幾層意思”的話語
　　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享譽世界。他那哲學思想極具特點的思維方式也經常滲透在他的講話之中。凡是接觸過他的人，大都會體會到他嚴密的邏輯思維方式及語言的含蓄與多層次的含義。這種語言有時表面上是很直白的，但理解其內涵對一些人來說卻要費點時間，要去思考，去琢磨，去咀嚼，去品味，有的還可能永遠不會準確全面地體會出來。
　　基辛格對此深有體會，他說：“後來，我慢慢地琢磨到毛澤東的談話有幾層意思，就像紫禁城內的庭院，一個比一個深地套著，除了略有變化以外，沒有什麼區別，而他那個意思只有在長期的思考以後才能總體把它抓住。”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有篇講話，其中談到了如何應對帝國主義核訛詐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們要爭取和平。但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扔。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
　　毛澤東發言的本意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難理解，當時在座的“宋慶齡發出會意的笑聲”。但據說在場的外國人卻覺得有點驚奇，一下子反應不過來，以至於後來還出現了一些誤會。針對這個誤會，中蘇關係史研究專家沈志華2008年在接受採訪時特地指出：“他（指毛澤東）說這句話的意思也不是說中國死3億人沒關係，而是表示一個態度，就是，中國不怕核威脅，你用原子彈嚇不倒我。這是毛澤東慣用的講話方式。後來西方媒體根據這句話把毛說成是戰爭狂人，這是一個誤會。”
　　實際上毛澤東的發言就是那個年代中國老一輩革命家長期形成的共識：在喪心病狂的戰爭販子面前，一味退縮是避免不了戰爭的；隨時準備以戰止戰才是更可行的。
　　毛澤東曾多次“感謝”過對手，比如蔣介石、何應欽、艾奇遜、杜勒斯和赫魯雪夫，還有日本和美國等。這種“感謝”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中華文化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哲理。
　　比如對蔣介石這個老對手，毛澤東就說過“感謝美國人給我們運來一批重炮，當運輸大隊長的是蔣介石”，“我們得感謝蔣介石，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等。作為當年堅決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實際上也認同毛澤東的這個說法。
但是毛澤東說過幾次“感謝日本侵略”之類的話，在當時還是引起了一些波瀾。
　　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毛澤東說：“中國地方大，打了十年內戰。以後同日本軍閥打仗，又和蔣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這段話先肯定了“侵略當然不好”，是“壞”的，然後一分為二地分析這件事。因此理解這個講話的本意也並不難。但是，當年由於種種原因，一些海外媒體引用的內容不全面不連貫，在海外華人華僑中造成了一些誤解。
　　對此，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專門從哲理的角度作過解讀。他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寫道：“此語曾讓海外華人相當反感。然毛提出歷史上長時間範圍之因果關係，只是事後看來如此，並非事前設計如此，或事態過程中指示應當如此。他的見解與蔣介石所敘‘今日認為惡因或適為他日善果’（1944年5月31日）出於同一角度。”
　　如果把毛澤東的講話內容與相關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看，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個“感謝”的哲理。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伊佩霞在其所著《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中的《共產黨人的勝利》一節中，是這樣看待日本侵略對中國民眾和中共的影響的：“民眾的支持對共產黨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一角度來說，日本的侵略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贏得支持的大好時機。”
　　幽默和博聞多識的說名道姓
　　古今中外偉人中的話語藝術高手不少，但時常以“說名道姓”為話題的則非毛澤東莫屬。
　　在與不相熟的人交談時，毛澤東會以此來拉近距離；而與親密戰友、黨內同志們在一起時，他也會以此為情感交流點，來交流思想。有時說文解字，有時溯源人文地理，有時還涉及改名等等，於談笑風生中留下了許多佳話。
　　毛澤東一生有過幾十名衛士，他與衛士初次交談的說名道姓很有意思。
　　李銀橋跟隨毛澤東十五年。初次見面，毛澤東得知他的名字時問道：“銀橋，為什麼不叫金橋啊？”
　　“金子太貴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澤東的幽默深深感染了李銀橋。
　　看上去還像個娃娃的封耀松，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緊張得直到毛澤東第四次問他姓名時才回答：“封耀松。”
　　毛澤東又問道：“封耀松，是不是那個河南開封的封啊？”
　　“不是，是信封的封。”封耀松一本正經地“糾正”毛澤東的話。
　　“哈哈，”毛澤東開心地大笑起來，順手幫小封整了整紐扣，說，“小鬼呀，不管你有幾封信，不開封是看不見信的喲。知道嗎？那是一個字，懂嗎？”
　　毛澤東不但對中國人是這樣，對深受中華漢文化影響的其他國家的人物也有過說名道姓。1972年9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了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等日本客人。毛澤東稱讚大平正芳的名字好，說是“天下太平”。交談之後，毛澤東特地贈送給他一本自己喜愛的書法字帖《懷素自敘帖真跡》。
　　善於聯繫群眾的毛澤東，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第一次見面的情況下的說名道姓，主要還是開個玩笑，消除隔膜，活躍氣氛。
　　與橋樑專家茅以升見面時就說：“我們是本家呢！”（毛茅同音）他也問過湖南著名花鼓戲演員左大玢：“你為什麼姓左不姓右？”
　　2014年2月8日去世的朱仲麗是中共著名領導人王稼祥的夫人。1937年毛澤東對剛到延安不久的朱仲麗說：“你是人中最美麗的啰！”還說：“仲麗，不如重理。”朱仲麗趕緊說：“那就改了吧！”毛澤東笑了，說道：“不，不要改了，我是和你說著玩的。”（據《黨史博覽》）
　　本文來源：今晚網-中老年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