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胡耀邦講話：我們為什麼要喊毛主席萬歲呢？

　　本文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戴煌著，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都知道，耀邦的理性思維領域裏無禁區並非自今日始。自從林彪當年搖晃著“小紅書”，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時，身為共青團第一書記的他就對一些人說過：“他那種‘突出政治’就真的那麼靈？我看遊泳時就得時不時地突出鼻子！”後來個人迷信之風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動輒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時，他又不止一次地對許多青年人說：“人能活到一萬歲嗎？這種口號很不科學嘛！”“我們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個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趙家排在第一位，我們能碰到姓趙的就磕頭嗎？”
　　甚至早在1955年11月的一次小範圍的講話中，他就說過：“我們為什麼要喊‘毛主席萬歲’呢？人是不能活到一萬歲的。”“世界人類已有一百多萬年的曆史，積累了多少科學知識，對此任何一個人不可能都懂得，處理任何事都有最正確的辦法。”
　　因此早在那個年代，這位平生博覽群書、苦讀強記的人，就號召青年團幹部既要讀科學社會主義經典著作，也要讀四書五經、二十四史、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和世界名人傳記等等，而不是專讀毛澤東一個人的書。
　　許多人還知道，耀邦的這種勇氣與真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26年北伐戰爭時，他才十一歲，就在學校裏擔任了少先隊隊長和宣傳組長。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到達耀邦的家鄉瀏陽，並在文家市學校的草坪上向一千多名紅軍戰士講了話，說是“小石頭總有一天要砸碎大水缸。”當時十二歲的胡耀邦和同在一個學校讀書的表兄楊勇，都爬到學校的圍牆上，觀看了這個富有曆史意義的場景，毛澤東的這番演講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如果他不是只有十二歲，個頭兒又小，紅軍不肯帶他走，不然他那會兒就成了紅軍了。
　　1929年冬天，剛滿十四歲的胡耀邦就參加了共產黨，第二年終於成為一名紅軍戰士，曆經了五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裏長征，又從延安到北京，在迭享勝利的歡樂中也累遭種種磨難，但他一直保持著一個革命家的充滿激情的思想境界。他的每次講話，嘴上說的，手上比劃的，都體現著一種忠誠。而在曆經苦難的中國，對黨和人民來說，還有什麼比始終不渝的忠誠更可寶貴的？
　　參加座談會的很多同志覺得：只有經受過不少磨難而從不泯滅良知、心裏始終裝著黨和人民的人，才會如此一直明辨善惡是非，憂世人之憂，急冤苦者之急。因此耀邦在會議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及時破難釋疑的講話，都使大家聽得入神而信服，使座談會的討論愈來愈深入、愈來愈活躍。幾乎每天散了會，負責掌握會議的同志都將當天的會議進展和各種不同意見，連夜寫成書面材料送給耀邦。通常上午報去的材料，當天下午或至遲第二天上午，耀邦就批複回來，並逐一簽署了意見。其中有過這樣的批語：同意你們討論的意見，請各省市自治區的同志帶回去供本地區、本部門黨委參考，結論由黨委做。有時候他還進一步說：作為共產黨人只能服從真理，實事求是，不應該讓現代迷信和禁區繼續存在。
　　這樣的座談會一共開了三次，從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結束，共研究了一百多個疑難案例。每一次前一個會議剛剛接近尾聲，後一個會議的與會者就已到中組部報到，使三個座談會開得十分緊湊。在這前後會相接的短暫間隙，耀邦對中組部參加會議的同志鼓勁說：“我們辛苦些，緊張些，哪怕政策落實得只快一天，就等於被落實政策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話說人人都應該將心比心。我們當年在幹校是啥滋味？”
　　幾乎與此同步，耀邦請另一個人主持的、也分三批召開的中央與國家機關二十多個部委落實政策的座談會也順利結束。這三個座談會，共研究了八十多個疑難案例。
　　每一次座談會結束，耀邦都向即將分手的同志說上幾句話。他再次強調：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必須全黨來抓，從中央到省、地、縣，四級黨委一齊抓。這種座談會的方法，可以層層推廣。務必要搞清事實，實事求是，作出結論。
　　耀邦在座談會上的這些講話，使每一個參加座談會的同志都感到思想大解放，原則很明確，對平反冤假錯案是個大促進。他們回去之後都作了認真詳細的傳達。
　　1978年8月上旬，中組部的《組工通訊》，又對所謂“惡攻”和一般認識問題作出了有文字可鑒的明確劃分，使這類被視為“禁區”的疑難案件的平反，紛紛化險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