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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出版領導人著作往事：不要版權費成毛澤東慣例
領導人的多語種書籍，往往會向世界開啟一扇觀察和感知中國的重要窗口，出書過程中也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不要版權費成毛澤東的慣例
在西方，最早介紹翻譯毛澤東著作的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1928年寫成《中國大眾：1927—1935年間的革命鬥爭》，介紹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主要內容，報道了朱毛會師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情況，此書的出版讓西方對毛澤東的思想有了初步認識。
1934年，共產國際翻譯出版了第一本毛澤東文集《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內容包括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其他3篇文章。毛澤東的思想從此開始在共產國際內部傳播。
上世紀40年代，日本開始接觸並翻譯毛澤東的著作。抗戰時期，就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機構收集出版毛澤東著作。到1952年，陸續出版了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3卷，其中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印數達到30萬冊。解放後，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大量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學習借鑒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驗。
出版大量多語種書籍，稿費要怎麼算？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吳連登回憶：那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經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對於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主席讓中央辦公廳一一退了回去。
在“捷克要求出版《毛澤東選集》”的檔案記錄中，有一份外交部的報告證實，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團體出版社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譯介主席著作的，毛澤東曾多次拒絕版稅，他所關注的是翻譯母本的版本、翻譯質量的好壞。對於各國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譯介其著作，不要版權費已經成為了毛澤東的慣例。
與境外出版社合作的開始
《毛澤東選集》風靡全球，此前西方國家也有其他中國領導人著作的譯作，但是除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們”，大多數外國出版商沒有經過中國官方的授權。
直到1984年12月，《鄧小平文集》英文版在倫敦出版，與境外出版社的合作才真正開始。這本書出版時，鄧小平還專門撰寫了《序言》。那句著名的“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公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即出自該《序言》。
原國家出版局局長許力以撰文回憶，1980年冬的一天，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和當時的國家出版局緊急聯系，告知英國有一家影響力較大的培格曼出版公司的董事長羅伯特·馬克斯韋爾來到北京，國家出版局的領導是否可以同他見一面，於是，便安排許力以與馬克斯韋爾座談。
席間，馬克斯韋爾突然提出一個想法，讓許力以毫無思想准備：他們想出版鄧小平文集，並列入《世界領袖叢書》中，希望中方能提供文章和照片。
“這是好事，我個人是贊成的。”許力以答道。
“我看你沒有膽量辦這件事吧？”馬克斯韋爾用激將法。
“我請示一下看看。”許力以接著說。
此後，中方對培格曼公司和馬克斯韋爾的情況進行了詳細了解，並征詢中國駐英使館的意見，使館作了長時間的調查研究，大使最後表示可交該公司出版。
至此，這本書進入編譯階段，當時的國家出版局選取了《關於修改中國共產黨的章程的報告》等9篇鄧小平的文章，交由中央編譯局翻譯。
1985年8月2日，羅伯特·馬克斯韋爾將一本羊皮燙金精裝《鄧小平文集》贈給鄧小平。他對鄧小平說，“英文版《鄧小平文集》第一次印刷的1萬冊已售完，現在又印了2萬冊。這說明您的書是叢書中最受歡迎的。”
鄧小平說：“我的東西很平凡，裏面沒有什麼驚人的語言。”
馬克斯韋爾說：“但您的著作是誠實、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實和經驗之上的。”
其實，面對中國領導人紛紛迸發的海外出書熱情，境外出版商無論作為中國的老朋友還是新朋友，都表現出莫大的興趣。
2007年10月，李瑞環的《學哲學用哲學》一書英文版的首發儀式也在當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舉行。該書英文版的書名為《哲學——生活的藝術》，由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團——培生教育集團出版。
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上，李嵐清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英文版亦舉辦了首發式。這部對改革開放初期進行曆史回顧的作品，由香港牛津大學（中國）有限公司參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