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革命的促進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這樣擴大的中央全會，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參加，實際是三級干部會，對于明確方針，交流經驗，統一意志，有好處。 

　　這樣的會，恐怕是有必要一年開一次。因為我們這么一個大國，工作復雜得很。去年這一年沒有開，就吃虧，來了一個右傾。前年來了一個高漲，去年就來了一個松勁。當然，去年開“八大”了，也沒有時間。再開這樣的會議，可以摻少數縣委書記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區委書記，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議各省也開一次全省性的三級或者四級干部會議，摻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問題扯清楚。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講一講整風。要大膽地放，徹底地放，堅決地放；要大膽地改，徹底地改，堅決地改。我們要有這樣的決心。那末，還要不要加一個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為反右派是上了軌道的，有些地方已經結束了。現在的重點是基層的放，基層的改，就是縣、區、鄉三級的鳴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級，有些部門放還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問題。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1]，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那個時候，從容辯論，擺事實，講道理，搞它一年，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斗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斗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后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左派不僅同中間派一道鳴放辯論，而且完全公開地同右派一道鳴放辯論，在農村里頭同地主、富農一道鳴放辯論。公開登報，不怕出“丑”，什么“黨天下”呀，什么“共產黨要讓位”呀，“下轎”呀。剛剛“上轎”，右派要我們“下轎”。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 

　　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延安整風的時候，寫筆記，自己反省，互相幫助，七、八個人一個小組，搞了幾個月。我接觸的人都感謝那一次整風，說改變主觀主義就是那一次開始。土地改革的時候，有事同群眾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們軍隊里頭，連長給戰士們蓋被子，同戰士很平等地友誼地談話。延安整風，土地改革，軍隊里頭的民主生活，還有“三查三整”[2]，后頭的“三反”“五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這中間都有豐富的民主形式。但是，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然后還要搞和風細雨，商量，啟發，這種形式只有現在這個時候才能產生。找到了這種形式，對于我們的事業會有很大的好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所謂命令主義，就是打人罵人，強迫執行），領導干部同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靠廣大的同盟軍，單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不行。中國無產階級數量少，只有一千多萬人，它要靠幾億人口的貧農、下中農、城市貧民、貧苦的手工業者和革命知識分子，才能實行專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發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無產階級專政就鞏固起來了。 

　　第三點，農業。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已經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發出去。請同志們在農村中很好地組織一次辯論、討論。我問了一些同志，地區一級要不要作農業計劃？他們說也要作。區一級要不要作？說也要作。鄉要不要作？說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這么幾級：一個省，一個地，一個縣，一個區，一個鄉，一個社，六級。請你們注重抓緊搞一搞這個農業規劃。規劃、計劃是一回事，講成了習慣，就叫規劃也好。要堅持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書記動手，全黨辦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黨辦社了，書記不大動手了。今年，我們要堅持這樣搞。 

　　規劃究竟什么時候可以作好？我問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經作好了，有些地方還沒有完全作好。現在著重的是省、地、縣這三級，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這一年總要作好，而且六級都要作好。因為我們有幾年經驗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差不多作好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省的規劃和其他各級的規劃，都要拿到農村去討論。但是，七個規劃一起討論太多了，還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眾中去鳴放、辯論。這是講長遠規劃。作了，將來不適合怎么辦？再有幾年經驗，還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條”，過幾年還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個規劃總比沒有好。一共十二年，過去了兩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十條”中規定的三種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計劃指標，就有落空的危險。抓緊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我看一個人平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盡夠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 

　　請同志們摸一下農民用糧的底。要提倡勤儉持家，節約糧食，以便有積累。國家有積累，合作社有積累，家庭有積累，有了這三種積累，我們就富裕起來了。不然，統統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豐收的地方，沒有受災的地方，應當提高一點積累。以豐補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積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費以外，生產費占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設費用又占生產費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別的省的同志商量，他們說基本建設費用恐怕多了一點。我今天跟你們談的，都是建議性質，可行則行，不可行則不行，而且各省各縣不要一律，你們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費，過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應當縮小到百分之一。所謂管理費，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補貼和辦公費。要縮小管理費，增加農田基本建設費用。 

　　中國人要有志氣。我們應當教育全國城市、鄉村的每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目標，有志氣。大吃、大喝，統統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種志氣呢？這不算什么志氣。要勤儉持家，作長遠打算。什么紅白喜事，討媳婦，死了人，大辦其酒席，實在可以不必。應當在這些地方節省，不要浪費。這是改革舊習慣。把這個習慣改過來，要通過大鳴大放，也許是小鳴小放，爭一番。還有賭博，這樣的問題過去是沒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鳴大放，經過辯論，才能改過來。我看，改革舊習慣也要列入規劃。 

　　還有一個除四害，講衛生。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準備一二下，動員一下，明年春季就來搞？因為蒼蠅就是那個時候出世。我看還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全國非常講衛生。這是文化，要把這個文化大為提高。要來個競賽，硬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人人清潔衛生。各省也可以參差不齊，各縣也可以參差不齊，將來橫直看那個是英雄。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 

　　還有綜合計劃問題。剛才我講的是農業計劃，還有工業計劃，商業計劃，文教計劃。工、農、商、學的綜合計劃，完全有必要，兜起來互相配合。 

　　種試驗田的經驗，值得普遍推廣。縣、區、鄉和合作社的領導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塊田，試驗能不能達到高產，用什么方法達到高產。 

　　我們要摸農業技術的底。搞農業不學技術不行了。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我們的同志，無論搞工業的，搞農業的，搞商業的，搞文教的，都要學一點技術和業務。我看也要搞一個十年規劃。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所謂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是錯誤的。因為那種人實在想白下去，后紅不過是一句空話。現在，有些干部紅也不紅了，是富農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黨內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術上又不專。有一些人是灰色的，還有一些人是桃紅色的。真正大紅，象我們的五星紅旗那樣的紅，那是左派。但是單有紅還不行，還要懂得業務，懂得技術。現在有許多干部就是一個紅，就不專，不懂業務，不懂技術。右派說我們不能領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們駁右派說，我們能領導。我們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術，我們有許多還不懂，但那個技術是可以學懂的。 

　　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在這十年內（科學規劃也是十二年，還有十年），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我們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都要努力爭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各級特別是省、地、縣這三級要有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計劃，不然，時間過去了，人還沒有培養出來。中國有句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樹人，減少九十年，十年樹人。十年樹木是不對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時間。十年樹人倒是可以的。我們已經過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計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階級的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專家隊伍。十年以后就擴大這個隊伍，提高這個隊伍。 

　　講到農業與工業的關系，當然，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條毫無問題，毫不動搖。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現在，要著重宣傳農業。這個問題小平同志也講了。 

　　第四點，兩種方法。做事情，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不要只考慮一種方法，經常要考慮兩種方法。比如修鐵路，選線路要有幾種方案，在幾條線路里頭選一條。可以有幾種方法來比較，至少有兩種方法來比較。比如，大鳴大放，還是小鳴小放？要大字報，還是不要大字報？這兩種方法究竟那一種好？這種問題可多啦，就是放不開。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一個都放不開，沒有一個爽爽快快放開的。因為這是放火燒身的問題呀！要放開，需要有充分的說服，而且要有一種相當的壓力，就是公開號召，開許多會，將起軍來，“逼上梁山”。過去革命，這種方法，那種方法，這種政策，那種政策，黨內有過很多不同意見，結果我們采取了一種比較適合情況的政策，所以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比較從前那幾個時期都進步。建設的方針也是可以這樣，可以那樣，我們也要采取比較適合情況的方針。 

　　蘇聯的建設經驗是比較完全的。所謂完全，就是包括犯錯誤。不犯錯誤，那就不算完全。學習蘇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條主義就是硬搬。我們是在批評了教條主義之后來提倡學習蘇聯的，所以沒有危險。延安整風以后，“七大”以后，我們強調學習蘇聯，這對我們是不吃虧的，是有利的。在革命這方面，我們是有經驗的。在建設這方面，我們剛開始，只有八年。我們建設的成績是主要的，但不是沒有錯誤。錯誤將來還要犯，希望少犯一點。我們學習蘇聯，要包括研究它的錯誤。研究了它錯誤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彎路。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比如鋼的產量，我們可不可以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達到兩千萬噸？經過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開小鋼廠。我看那個年產三、五萬噸的鋼廠，七、八萬噸的鋼廠要多開，很有用處。再有中等的，三、四十萬噸的鋼廠，也要開。 

　　第五點，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有那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本來，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質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錢；多者，就是多辦事；快者，也是多辦事。這個口號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為有好、省，既要質量好，又要少用錢，那個不切實際的多，不切實際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興的就是在這個會議上有個把同志講到這個問題。還有，在報紙上我也看見那么一篇文章，提到這個問題。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有沒有可能？請大家研究一下。 

　　還掃掉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 

　　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談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而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說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沒有辦法。但是，從這次會議看，大家都是想要促進，沒有一篇演說是講要促退的。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同盟。至于某些東西實在跑得快了，實在跑得不適合，可以有暫時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讓一步，緩一步。但是，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 

　　第六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現在的任務跟過去不同了。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末，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么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全國勝利以后，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后頭沒有公開提，但是事實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干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基本完成。這是尖銳的階級斗爭。 

　　去年下半年，階級斗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象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3]。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臺風。那末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 

　　整風有兩個任務：一個任務是反右派，包括反資產階級思想；一個任務是整改，整改里頭也包含兩條路線斗爭。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一兩百年以后，還可不可以掛呢？那個時候恐怕不好掛了。那個時候有沒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還是有的，那就掛在落后賬上。社會上總有左、中、右，總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那時你犯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那你就是落后。 

　　整風運動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還有這么多時間。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緩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緩和一下。緩和是不是叫右傾呢？我看不叫右傾。好比開會，盡開，白天開，晚上也開，一連開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見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況，有時候緊張，有時候緩和。去年，我們取得那么大的勝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鑼打鼓，你不緩和一下，那個時候難得說，理由不充分。我們說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并沒有說完全解決了。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所以不是原則的讓步，而是情況需要緩和一下。 

　　我看整風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農村里頭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辯論一次，看那個時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議。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們后年也不搞，幾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現在出來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動；還有些中右分子，中間派，甚至于有些左派會要變。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勁，松那么相當的時間，右傾情緒就要起來，不好的議論，右派言論都要來的。我們軍隊里頭要經常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幾個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幾次氣。新兵來了，要進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風，他的思想也要起變化。 

　　這里順便說一點我們同蘇聯的不同意見。首先，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樣子，我們不贊成。因為搞得那么丑嘛！這就不是你一國的事，這是各國的事。我們天安門前掛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勞動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們同赫魯曉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給他三七開嘛！斯大林的成績算它七分，錯誤算它三分。這也未必見得準確，錯誤也許只有兩分，也許只有一分，也許還稍微多一點。總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次要的。這一點，我們同赫魯曉夫有不同意見。 

　　還有和平過渡的問題，我們同赫魯曉夫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無論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兩條：第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第一條，共產黨向統治階級要求和平轉變，學列寧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那個時候所提的口號。我們也向蔣介石提過談判和平的問題。這個口號，在資產階級面前，在敵人面前，是防御的口號，表示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便于我們爭取群眾。這是個主動的口號，是個策略性質的口號。但是，資產階級決不會自動地交出政權，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條，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槍，我只好打。武裝奪取政權，這是戰略口號。你說一定是和平過渡，那跟社會黨就沒有差別。日本社會黨就是這樣，它只有一條，就是永遠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會黨都是這樣。無產階級政黨一般地還是要有兩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這樣的提法，就沒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現在有些國家的黨，比如英國共產黨，就是只提和平過渡的口號。我們跟英國黨的領導人談，老是談不通。他們當然驕傲了，他說和平過渡怎么是你赫魯曉夫提的？我早已經提了！ 

　　此外，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蘇聯同志不理解。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范圍的、人民內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革命不在內。當然，人民內部可以分化，一部分變為敵人。比如右派，過去是人民，現在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剝奪他們的選舉權？除開個別的要法辦、勞改，那要剝奪選舉權外，一般的以不剝奪為好。有的人還可以讓他當政協委員，橫直政協搞個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還在人民內部，但實際上是敵人。我們公開宣布，他們是敵人，我們同他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總之，不合乎六條標準嘛！這是毒草。人民內部不管那一天總要出一點毒草的。 

　　最后一點，我們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下苦功，三個字，一個叫下，一個叫苦，一個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們現在許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紙牌、打麻將、跳舞這些方面，我看不好。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學什么東西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還有文學，主要是文藝理論，領導干部必須懂得一點。還有什么新聞學、教育學，這些學問也要懂得一點。總而言之，學問很多，大體要稍微摸一下。因為我們要領導這些事情嘛！我們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這些東西，不去領導，怎么行呢？每個省都有報紙，過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藝刊物、文藝團體，過去也是不抓的，還有統一戰線、民主黨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這些東西都不抓，結果，好，就是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幾個月情況就變了。羅隆基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怎么能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他這個話不對。他說他是小資產階級，其實他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是要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有一批知識分子為它服務，頭一個就是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再就是我們這些人，還有許多人。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它要領導全世界的革命。 

　　注釋 

　　[1]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運動。 

　　[2]見本書第四卷《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注[1]。 

　　[3]見西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九》。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6--4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