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三月間，我在這個地方同黨內的一些干部講過一次話。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一百天了。這一百天，時局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覺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當大的提高。當時我們就料到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這里說過，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疼嗎？要硬著頭皮頂住。人這個地方叫頭，頭有一張皮，叫頭皮。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的加以批評。 

　　我們總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們中國也好，多數人是好人。所謂多數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國六億人口中，工人、農民是我們的基本群眾。共產黨里，青年團里，民主黨派里，學生和知識分子里，多數人總是好人。他們的心總是善良的，是誠實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別有用心的。應當承認這一點。這是每一次運動都證明了的。比如這一次，拿學生來說，北京大學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堅決的骨干分子，經常鬧的，鬧得天翻地覆的，始終只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為他們拍掌的，擁護他們的。 

　　放火燒身可不容易。現在聽說你們這個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沒有放得厲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點不夠，有點不過痛，早知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讓那些毒草長嘛，讓那些牛鬼蛇神出臺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個時候我就講不要怕。我們黨里頭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亂。我說，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就是沒有看見大局面，就是沒有估計到大多數人，即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眾，他們是跟我們一塊的。他們可以罵我們，但是他們不用拳頭打我們。右派只有極少數，象剛才講的北京大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這兩方面旗鼓相當。中間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們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來，又怕天塌下來。從古以來，只有“杞人憂天”[1]，就是那個河南人怕天塌下來。除了他以外，從來就沒有人怕天塌下來的。至于房子，我看這個房子不會塌下來，剛剛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來呢？ 

　　總而言之，無論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是我們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眾呢？怕群眾是沒有道理的。什么叫領導人物呢？小組長、班長、支部書記、學校里頭的校長、黨委書記，都是領導人物，還有柯慶施同志，我也算一個。我們這些人總是有那么一點政治資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點事。現在把火放起來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們的同志燒好。我們每一個同志，都有一點毛病，那有沒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總要講錯一點話，辦錯一點事，就是什么官僚主義之類。這些東西往往是不自覺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們覺得以后是一年燒一次，還是三年燒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閏年、閏月一樣，三年一闖，五年再闖，一個五年計劃里頭至少搞兩次。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頭一鍛煉就更好了。孫悟空不是很厲害的人物嗎？人家說是“齊天大圣”呀，還要在八卦爐里頭燒一燒。不是講鍛煉嗎？鍛者就是錘打，煉就是在高爐里頭煉鐵，平爐里頭煉鋼。鋼煉出來要鍛。現在鍛要拿汽錘鍛。那個鍛可厲害哩！我們人也要鍛煉。有些同志，你問他贊成不贊成鍛煉，那他是很贊成的，“啊，我有缺點，很想去鍛煉一下”。人人都說要鍛煉一番。平常講鍛煉，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鍛煉了，真正要拿汽錘給他一鍛，他就不干了，嚇倒了。這一回就是一次鍛煉。一個時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就是兩股風來吹：一是大多數好人，他們貼大字報，講共產黨有缺點，要改；另外是極少數右派，他們是攻擊我們的。兩方面進攻的是一個方向。但是多數人的進攻是應當的，攻得對。這對我們是一種鍛煉。右派的進攻，對我們也是一種鍛煉。真正講鍛煉，這一回還是要感謝右派。對我們黨，對廣大群眾，對工人階級、農民、青年學生以及民主黨派，右派給的教育最大。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右派，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們的。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正在圍剿。 

　　我們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六億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業。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的事業。那末，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那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辯論一次好。這些問題沒有辯論過。 

　　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辯論的。從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凱、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都是經過辯論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論，說中國的槍不夠，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說不怕，還是人為主，武器不如人，還是可以打。后頭接著來的解放戰爭，也是經過辯論的。重慶的談判，重慶的舊政協，南京的談判，都是辯論。蔣介石對我們的意見，對人民的意見，一概都不聽，他要打仗。打的結果，他打輸了。所以，那一場民主革命是經過辯論的，經過長時期精神準備的。 

　　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內，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小生產者個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雖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還差。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筑，主要是政權機關、意識形態。比如報紙，這是屬于意識形態范圍的。有人說，報紙沒有階級性，報紙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種話就講得不對了。至少在帝國主義消滅以前，報紙，各種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是要反映階級關系的。學校教育，文學藝術，都是意識形態，都是上層建筑，都是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分兩個方面，就自然科學本身來說，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誰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學，是有階級性的。大學里，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最多。你們不要以為只是社會科學方面唯心論多，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許多唯心論。搞自然科學的許多人，世界觀是唯心論的。你要說水是什么東西構成的，那他們是唯物論，水是兩種元素構成的，他們是照那個實際情形辦事的。你要講社會怎么改造，那他們是唯心論。我們說整風是要整好共產黨，他們中間一些人說要消滅共產黨。這一回暴露了這么一些情形。 

　　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么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而且不通知團員，不通知黨員，也不通知支部書記，不通知支部委員會，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學校的黨委、總支里頭混進來一些敵人，清華大學黨委的委員里就有敵人。你這里一開會，他就告訴敵人了，這叫做“起義分子”。不是有起義將軍嗎？這是“起義文人”。這一件事，敵人和我們兩方面都高興。在敵人方面，看見共產黨員“起義”了，共產黨要“崩潰”了，他們很高興。這一回崩潰了多少呀？上海不曉得，北京學校的黨員大概是崩潰了百分之五，團員崩潰得多一點，也許百分之十，或者還多一點。這種崩潰，我說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總而言之，崩潰了我就高興得很。你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滿腦子唯心論，你鉆進共產黨、青年團里頭，名為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或者是動搖分子。所以，在我們方面，看見“起義”的，我們也高興。那一年清黨、清團清得這么干凈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們清理。但是，現在的情況變了，反過來了。我們把右派一包圍，許多跟右派有聯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來一揭露，他不“起義”了。現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義了。我三月在這里講話以后，一百天工夫，時局起了這樣大的變化。 

　　這次反右派斗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有各種形式，這次主要是政治斗爭，不是軍事斗爭，不是經濟斗爭。思想斗爭的成份有沒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爭占主要成份。思想斗爭主要還在下一階段，那要和風細雨。共產黨整風，青年團整風，是思想斗爭。要提高一步，真正學點馬克思主義。要真正互相幫助。有什么缺點，主觀主義有一點沒有呀？官僚主義有一點沒有呀？我們要真正用腦筋想一想，寫一點筆記，搞那么幾個月，把馬克思主義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擊右派也許還要幾十天，還要個把月。右派言論盡這樣在報紙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辦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論登的差不多了，也沒有那么多東西登嘛。以后就陰登一點，陽登一點，有就登一點，沒有就不登。我看七月還是反擊右派緊張的一個月。右派最喜歡急風暴雨，最不喜歡和風細雨。我們不是提倡和風細雨嗎？他們說，和風細雨，黃梅雨天天下，秧爛掉，就要鬧饑荒，不如急風暴雨。你們上海不是有那么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叫《烏“晝”啼》嗎？那個“烏鴉”他提此一議。他們還說，你們共產黨就不公道，你們從前整我們就是急風暴雨，現在你們整自己就和風細雨了。其實，我們從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評胡適、梁漱溟，我們黨內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風細雨的。世界上的事情總是曲折的。比如走路，總是這么彎彎曲曲走的。莫干山你們去過沒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盤。社會的運動總是采取螺旋形前進的。現在，右派還要挖，不能松勁，還是急風暴雨。因為他們來了個急風暴雨，這好象是我們報復他們。這個時候，右派才曉得和風細雨的好處。他看見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黃浦江里將要淹死的人一樣，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個“烏鴉”現在是很歡迎和風細雨了。現在是暴雨天，過了七月，到了八月那個時候就可以和風細雨了，因為沒有多少東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員。我們中國歷來如此，有正面的教員，有反面的教員。人需要正反兩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第一個大好的反面教員。從前還有清政府，有袁世凱，有北洋軍閥，后頭有蔣介石，都是我們很好的反面教員。沒有他們，中國人民教育不過來，單是共產黨來當正面教員還不夠。現在也是一樣。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什么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跟他們講了的，但是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我們講要民主集中制，要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又不聽。我們講要聯合社會主義各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他們也不聽。總而言之，這些東西都講過的，他們都不聽。還有一條他們特別不聽的，就是說毒草要鋤掉。牛鬼蛇神讓它出來，然后展覽，展覽之后，大家說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讓它出來，然后鋤掉，鋤倒可以作肥料。這些話講過沒有呢？還不是講過嗎？毒草還是要出來。農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講，就是每年都要鋤它幾次，那個草根本不聽，它還要長。鋤了一萬年，草還要長，一萬萬年，還是要長。右派不怕鋤，因為我講話那個時候，不過是講要鋤草，并沒有動手鋤；而且他們認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們這些人是毒草，他們并不是應當鋤掉的，而要把我們鋤掉。他們就沒有想到，他們正是那些應當鋤掉的東西。 

　　現在就是辯論我上邊講過的那三個問題。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沒有經過充分辯論，黨內沒有充分辯論，社會上也沒有充分辯論。象牛吃草一樣，先是呼嚕呼嚕吞下去，有個袋子裝起來，然后又回過頭來慢慢嚼。我們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層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識形態也好，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沒有展開充分辯論。這回經過報紙，經過座談會，經過大會，經過大字報，就是展開辯論。 

　　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十三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都傳下來了。這個大字報不傳下去呀？我看一定要傳下去。比如將來工廠里頭整風要不要大字報呀？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等于語言沒有階級性一樣。白話沒有階級性，我們這些人演說講白話，蔣介石也講白話。現在都不講文言了，不是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無產階級講白話，資產階級也講白話。無產階級可以用大字報，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大字報。我們相信，多數人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因此，大字報這個工具有利于無產階級，不利于資產階級。一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好象是利于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那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你們不是講鍛煉嗎？有幾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這就是鍛煉，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爐里頭去燒。 

　　有許多中間人士動搖一下，這也很好。動搖一下，他們得到了經驗。中間派的特點就是動搖，不然為什么叫中間派？這一頭是無產階級，那一頭是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中間派，兩頭小中間大。但是，中間派歸根結底是好人，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資產階級也想爭取他們作同盟軍，一個時候他們也有點象。因為中間派也批評我們，但他們是好心的批評。右派看見中間派批評我們，就來搗亂了。在你們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時，陸治，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 

　　剛才講大字報，這是個方式的問題，是取一種什么形式作戰的問題。大字報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這類輕武器。至于飛機、大炮，那大概是《文匯報》之類吧，還有《光明日報》，也還有一些別的報紙。有一個時期，共產黨的報紙也登右派言論。我們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論，要照原樣登出來。我們運用這種方式，以及其他各種方式，使廣大群眾從正反兩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報》、《文匯報》的工作人員，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們過去分不清什么叫無產階級報紙，什么叫資產階級報紙，什么叫社會主義報紙，什么叫資本主義報紙。一個時候，他們的右派領導人把報紙辦成資產階級報紙。這些右派領導人仇恨無產階級，仇恨社會主義。他們不是把學校引到無產階級方向，而是要引到資產階級方向。 

　　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他們非常之怕改造，說改造就出那么一種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應當是越改造越自尊，應當是自尊感，因為是自己覺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階級覺悟”很高，他們認為他們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無產階級。他們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而無產階級要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我看，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經過躊躇、考慮、不大愿意、搖擺這么一些過程，總歸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覺得需要改造。共產黨還在改造，整風就是改造，將來還要整風。你說整了這次風就不整了？整了這次風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只要過兩三年，他都忘記了，那個官僚主義又來了。人就有那么一條，他容易忘記。所以，過一個時候就要整整風。共產黨還要整風，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不要整風？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風，更需要改造。 

　　現在各民主黨派不是在整風嗎？整個社會要整一整風。把風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雞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線問題。現在民主黨派整風的重點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路線。我看整得對。現在共產黨整風的重點不是整路線問題，是整作風問題。而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治、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么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要把我講的這三個問題搞清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幾億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搞社會主義的話，要那一個黨來領導？是要章羅同盟領導，還是要共產黨來領導？來它一個大辯論，把路線問題搞清楚。 

　　共產黨也有個路線問題，對于那些“起義分子”，共產黨、青年團里頭的右派，是個路線問題。教條主義現在不是個路線問題，因為它沒有形成。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幾次教條主義路線問題，因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綱領。現在的教條主義沒有形成制度、政策、綱領，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東西，現在這么一錘子，火這樣燒一下，也軟了一點。各個機關、學校、工廠的領導人，不是在“下樓”嗎？他們不要那個國民黨作風和老爺習氣了，不做官當老爺了。合作社主任跟群眾一起耕田，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同工人一起勞動，官僚主義大為減少。這個風將來還要整。要出大字報，開座談會，把應當改正的，應當批評的問題都分類解決。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學一點馬克思主義。 

　　我相信，我們中國人多數是好人，我們中華民族是個好民族。我們這個民族是很講道理的，很熱情的，很聰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于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現在要給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現在我們給右派穿。給右派一點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眾跟怕水一樣。你們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處提倡游水。水是個好東西。你只要每天學一小時，不間斷，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學會游水。第一不要請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個橡皮圈就學不會。“但是我這條命要緊呀，我不會呀！”你先在那個淺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說學一百天，你在那個淺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學會了。只要學會了，那末你到長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樣的，就是一種水，就是那么一個東西。有人說在游泳池淹下去還可以馬上把你提起來，死不了，在長江里頭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這一條理由來嚇人。我說這是外行人講的話。我們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頭的教員、教授，原先不敢下長江，現在都敢了。你們黃浦江現在不是也有人游嗎？黃浦江、長江是一個錢不花的游泳池。打個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象游水的一樣，你不要離開水，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象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 

　　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么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后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 

　　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2]，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制，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后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帝國主義跑了，他們的產業都拿過來了。封建主義所有制消滅了，土地都歸農民，現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收歸國有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了，基本上（還沒有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了，盡管這個制度現在還不鞏固，還要幾年才能鞏固下來。這五張皮都沒有了，但是它還影響“毛”，影響這些資本家，影響這些知識分子。他們腦筋里頭老是記得那幾張皮，做夢也記得。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人的改造，時間就要更長些。 

　　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這個地方講過，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基礎了，他喪失了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我說，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個梁上飛，他要回去，那邊空了，那幾張皮沒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沒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無產階級身上。你要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要研究一下無產階級的思想，要跟無產階級有點感情，要跟工人、農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曉得那邊空了，但是還是想那個東西。我們現在就是勸他們覺悟過來。經過這一場大批判，我看他們多少會覺悟的。 

　　那些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應當覺悟，尾巴不要翹得太高，你那個知識是有限的。我說，這種人是知識分子，又不是知識分子，叫半知識分子比較妥當。因為你的知識只有那么多，講起大道理來就犯錯誤。現在不去講那些右派知識分子，那是反動派。中間派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就是動搖，看不清楚方向，一個時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識，為什么犯錯誤呀？你那么厲害，尾巴翹得那么高，為什么動搖呀？墻上一克草，風吹兩邊倒。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民里頭的半無產階級。什么孫大雨那一套，他們一看就知道不對。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階級。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知識來源于群眾。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跟群眾的關系，就象魚跟水的關系，游泳者跟水的關系一樣。 

　　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對這種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我們用各種方法切實攻，使他們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不說全部，總是可以爭取一些人變過來。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爭取過來是有用的。爭取過來，讓他們多少做一點事。而且這一回他們幫了大忙，當了反面教員，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我們并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里頭去，還是用治病救人這樣的態度。也許有一些人是不愿意過來的。象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們現在有許多事情要辦，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里頭去見閻王。你對閻王說，我是五張皮的維護者，我很有“骨氣”，共產黨、人民群眾斗爭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過來了。但是你曉得，現在的閻王也換了。這個閻王，第一是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寧。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主義世界的閻王大概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就是這些人當閻王。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釋 

　　〔1）見《列子·天瑞》。 

　　〔2）見《左傳·信公十四年》。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0-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