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

這篇哲學論文，是毛澤東繼《實踐論》之后，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于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曾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⑴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⑵。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⑶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系。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于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于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復；（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⑷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于唯心論的宇宙觀，并在人們的思想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于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斗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于是，在資產階級那里，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后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里，甚至在原始社會里，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⑸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系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范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著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后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于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后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后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于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卻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后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了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于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為了敘述的便利起見，我在這里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于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于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為了這個緣故，當著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后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后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⑹列寧對于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⑺。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復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

恩格斯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但卻又是別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并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范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于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⑻

列寧也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斗爭。”⑼

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著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斗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復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內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斗爭的形態，不同于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并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

新過程的發生是什么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范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之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敘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

列寧說了上面的話之后，接著說道：“這應該是一般辯證法的……敘述（以及研究）方法。”⑽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于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來說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這個問題，應從幾種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沒有，而物質的運動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對于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著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著。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階級和階級的互相斗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御，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因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對象。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后，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復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斗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⑾。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只了解無產階級一方、不了解資產階級一方，只了解農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順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難情形一方，只了解過去一方、不了解將來一方，只了解個體一方、不了解總體一方，只了解缺點一方、不了解成績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斗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⑿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⒀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⒁，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⒂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⒃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里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系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系，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占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列寧和斯大林正確地說明了這些矛盾，并正確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拿從辛亥革命⒄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為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于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過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并沒有變化，但是，在這長時間中，經過了辛亥革命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統一戰線破裂和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新的軍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抗日戰爭等等大事變，二十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⒅），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斗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因為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⒆后又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這就是國民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它是幼年的黨，它英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于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方面，卻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后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⒇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領導了土地革命戰爭，創立了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它也犯過冒險主義的錯誤，使軍隊和根據地都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線，這個偉大的斗爭現在正在發展。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是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的考驗、有了豐富的經驗的黨。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也有種種的原因。不研究這些特點，就不能了解兩黨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的相互關系：統一戰線的建立，統一戰線的破裂，再一個統一戰線的建立。而要研究兩黨的種種特點，更根本的就必須研究這兩黨的階級基礎以及因此在各個時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對立。例如，國民黨在它第一次聯合共產黨的時期，一方面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因而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在口頭上雖然允許給予勞動人民以許多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則只給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簡直什么也不給。在它進行反共戰爭的時期，則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合作反對人民大眾，一筆勾銷了人民大眾原來在革命中所爭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現在抗日時期，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它一面要聯合共產黨，同時它對共產黨和國內人民并不放松其斗爭和壓迫。共產黨則無論在哪一時期，均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道，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但在現在的抗日時期，由于國民黨表示抗日，它對國民黨和國內封建勢力，也就采取了緩和的政策。由于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黨的聯合，或者造成了兩黨的斗爭，而且即使在兩黨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斗爭的復雜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去研究這些矛盾方面的特點，我們就不但不能了解這兩個黨各各和其他方面的關系，也不能了解兩黨之間的相互關系。

由此看來，不論研究何種矛盾的特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于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

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范。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于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于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于在各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于資本主義說來，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于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著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后，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于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并造成了直接沖擊資本主義的良好的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為什么俄國成為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斯大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范。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斯大林，他們對于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系。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因為沒有這種研究態度，所以弄得一無是處。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為鑒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舍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并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系呈現著復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22），一九○○年的義和團戰爭（23）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采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采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于這一類。

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后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屬于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斗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于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由封建主義的變為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為附庸的力量，隨著也就逐步地歸于消滅了，例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為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于最后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于消滅了。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并和資產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產階級統治著的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于資產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后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斗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于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后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黨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著。然而由于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25）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于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