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集中兵力問題

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復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處于怎樣復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

防御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御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夠充分地發揮主動權。然而防御戰是能夠在被動的形式中具有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夠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卻，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卻，倉卒應戰（例如硝石戰斗），表面上似乎在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略反攻，則不但內容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卻時的被動姿態。對于敵軍說來，反攻是我軍強迫它放棄主動權，同時即給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改變敵我的形勢。第一，是為了改變進退的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斗就達到了，也給予影響于全戰役。

第二，是為了改變攻守的形勢。退卻到退卻終點，在防御戰中基本上屬于消極階段，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于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略防御中并沒有脫離防御性質，然而反攻和退卻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內容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著戰略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為達此目的。

第三，是為了改變內外線的形勢。處于戰略上內線作戰的軍隊，特別是處于被“圍剿”環境的紅軍，蒙受著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斗上，把它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為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斗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優勢，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斗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于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斗上處于弱者的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為戰役上或戰斗上的強者的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略防御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著。

在中國紅軍的戰史中，這個問題常常成為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實行開進和攻擊，幸而敵人（鄧英師）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擊本身并沒有奏效。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有所謂“全線出擊”的口號，要求從根據地的東西南北四面出擊。這不但在戰略防御時不對，就是在戰略進攻時也是不對的。在整個敵我對比的形勢沒有根本改變的時候，無論戰略或戰術，都有防御和進攻、鉗制和突擊的兩方面，事實上絕少所謂全線出擊。全線出擊的口號，是伴隨軍事冒險主義而來的軍事平均主義。

軍事平均主義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為二，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于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照我的意見，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個時間內，只應有一個。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于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哪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寧都縣東韶地區打譚道源的作戰，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的作戰，一九三二年七月廣東南雄縣水口圩地區打陳濟棠的作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縣團村地區打陳誠的作戰，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圩和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后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51〕），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線抵御”，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于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鉗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鉗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是在敵人第三次“圍剿”時江西紅軍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復了，而且還擴大了。

由于看不見根據地人民的力量，常常發生懼怕紅軍遠離根據地的錯誤心理。這種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紅軍遠出打福建的漳州時，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后紅軍轉向福建進攻時，都曾發生過。前者懼怕整個根據地被占，后者懼怕根據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對集中兵力，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證明不對。在敵人看來，一方面根據地使他們畏進，一方面打到白區去的紅軍是他們的主要的危險物。敵軍的注意力總是向著主力紅軍所在地，拋開主力紅軍不顧而專向根據地，是很少這種事情的。在紅軍實行防御時，敵人的注意力也還是集中于紅軍。縮小根據地的計劃是敵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滅其一路，敵軍統帥部就不得不把他們的注意力和他們的軍力更大地向著紅軍。所以，敵人縮小根據地的計劃，也是能夠破壞的。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時期我們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御從事短促突擊”，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敵人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御促成的。如果我軍在內線放棄節節抗御的戰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線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棄人民的游擊戰爭在內。立三路線主張廢棄小的游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了。人民的游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像一個獨臂將軍。根據地的人民條件，具體地說來，特別是對于作戰說來，就是有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為畏途，主要地也在這一點。

置紅軍的支隊于次要的作戰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于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于強敵，或關系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集中四萬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對于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后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師，紅軍只用了一萬多人。

也不是說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用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于戰場。相對劣勢，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支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為著打破某一優勢敵人的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游擊隊或小支隊鉗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的一部分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絕對劣勢，例如游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分，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于一個戰場作戰，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給養、駐處等的說法，也應分別情形去看。這些限制，對于紅軍和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為紅軍較之白軍能夠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敵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保守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

第七節　運動戰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復是：運動戰。在沒有廣大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根據地打來打去僅只有一支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于我們是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于我們，不但防御時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

由于敵人強大和紅軍技術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戰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戰線。

紅軍的作戰線，服從于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線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革命的內戰時期，作戰線不能固定，就在蘇聯也有過這種情形。蘇聯軍隊和我們的軍隊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們之甚。一切戰爭也不能有絕對固定的作戰線，勝負進退的變化不許可如此。但是相對固定的作戰線往往見之于一般的戰爭。惟獨敵我強弱懸殊像處在目前階段的中國紅軍這樣的軍隊，則是例外。

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根據地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領土的流動性，完全是來源于戰爭的流動性。

戰爭和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根據地各種建設工作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是不能設想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這種特點，對于我們是有利益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于領土和軍事后方的暫時的流動，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于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干糧袋丟掉了。只有在現在的流動生活中努力，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地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后的穩定。

統治著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反對流動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

我們的工農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但是今天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今天我們還處在內戰的戰略防御時期，我們的政權距離一個完全的國家形態還很遠，我們軍隊的數量和技術較之敵人還差得遠，我們的領土還很小，我們的敵人時時刻刻想要消滅我們才快活。從這個上面規定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地反對游擊主義，而是老老實實地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在這里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我們應該準備拋棄游擊性，但是今天還不能拋棄。游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卻是寶貴的和必須堅持的東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么厲害罷了。對于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于作戰的時間，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斗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里。

基本的是運動戰，并不是拒絕必要的和可能的陣地戰。戰略防御時，我們鉗制方面某些支點的固守，戰略進攻時遇著孤立無援之敵，都是應該承認用陣地戰去對付的。采取這樣的陣地戰制勝敵人的經驗，我們過去已經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壘、寨子，被我們打開，某種程度的敵人野戰陣地被我們突破。以后還要增加這一方面的努力，補足我們這一方面的弱點。我們完全應該提倡那種在情況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御。我們所反對的，僅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陣地戰，或者把陣地戰和運動戰平等看待，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

紅軍的游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線，根據地的流動性，根據地建設工作的流動性，十年戰爭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有變化的。從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圍剿”前為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和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根據地還是游擊區。從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三次反“圍剿”為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和流動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包含幾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已經存在。從第三次反“圍剿”后至第五次反“圍剿”為第三個階段，游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于錯誤地否認小游擊和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游擊和大流動。目前是第五個階段。由于沒有戰勝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動，紅軍和根據地都大大地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腳根，鞏固了并發展了陜甘寧邊區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此事為前此所未有。

依戰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岡山時期至第四次反“圍剿”時期為一階段，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為又一階段，長征至今為第三階段。第五次反“圍剿”時人們錯誤地否定了以前本來是正確的方針，我們今天又正確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圍剿”時人們的錯誤方針，復活了從前的正確方針。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圍剿”時的一切，也不是復活從前的一切。復活的是從前優良的東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圍剿”時的錯誤的東西。

游擊主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工作方法簡單化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紅軍的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它們，使紅軍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說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游擊性。在這一方面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于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規模作戰的。

另一方面是運動戰的方針，是現在還需要的戰略和戰役作戰的游擊性，是無法阻止的根據地的流動性，是根據地建設計劃的靈活變更性，是在紅軍建設上的不要不適時宜的正規化。在這一方面拒絕歷史事實，反對保留有用的東西，貿然地脫離現階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當前沒有現實意義的所謂“新階段”，同樣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當前作戰的。

我們現在是處在紅軍技術和組織的下一新階段的前夜。我們應該準備轉變到新階段去。不作這種準備是不對的，是不利于將來的戰爭的。在將來，紅軍的技術和組織條件改變了，紅軍建設進到了新階段，紅軍的作戰方向和作戰線的比較固定就出現了；陣地戰增加了；戰爭的流動性、領土和建設的流動性，大大減少了，到最后，也就會消滅了；現在限制著我們的東西，如像優勢的敵人及其據守的鞏固陣地，就不能限制我們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的錯誤的辦法，另一方面也反對復活紅軍幼年時代的許多在現時不需要的非正規性。但是我們要堅決地恢復紅軍一路來用以打勝仗的許多可寶貴的建軍原則和戰略戰術原則。我們要把所有一切過去的優良的東西都總結起來，成為有系統的更發展的更豐富的軍事路線，以便爭取在今天戰勝敵人，并且準備在將來轉變到新階段去。

運動戰的實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例如偵察、判斷、決心、戰斗部署、指揮、蔭蔽、集中、開進、展開、攻擊、追擊、襲擊、陣地攻擊、陣地防御、遭遇戰、退卻、夜戰、特種戰斗、避強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處在幾個敵人之間、超越敵人作戰、連續作戰、無后方作戰、養精蓄銳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在紅軍戰史中都表現了許多的特點，戰役學中應當有條理地敘述到，應當給以總結，我在這里就不說了。

第八節　速決戰

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國內戰爭的兩個同時并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因為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地生長的，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戰爭，對于別的國家也許是值得驚奇的，對于我們卻好似八股文章還只作了破題、承題和起講（52），許多熱鬧文章都還在后面。往后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條件的影響下，無疑地將比過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為國際和國內的環境已經起了變化，而且會有更大的變化要到來，可以說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的孤軍作戰的景況。然而不應該打算明天就會成功。“滅此朝食”（53）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為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積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鉗制大部分國際反動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從這一點出發，規定我們長期作戰的戰略方針，是戰略指導的重要方針之一。

戰役和戰斗的原則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戰役和戰斗上面爭取速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戰爭問題上，古今中外也都無不要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為不利。惟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線時期譏笑我們的做法為“打拳戰術”（說的是打過來打過去才能奪取大城市），譏笑我們要待頭發白了才能看見革命的勝利。這種表現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證明是不對了。但是他們的批評意見如果不是放在戰略問題上而是放在戰役和戰斗的問題上，則是非常之對的。原因在于：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是彈藥沒有來源；第二，白軍有很多支部隊，紅軍只一支部隊，打破一次“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的作戰；第三，白軍各個雖然分進，但多是比較地密集，打它們中間的一個如果不能迅速地解決戰斗，其余各個就都來了。為了這些理由，不能不實行速決戰。對于我們，幾小時，一天或兩天解決一個戰斗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敵，而在打援敵，對圍敵作戰是準備著相當地持久的，但對援敵仍然是速決。戰略防御時固守鉗制方面的據點，戰略進攻時打孤立無援之敵，消滅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這些時候也常常給予戰役或戰斗以持久方針。然而這些持久戰，只是幫助而并不妨礙主力紅軍的速決戰。

速決戰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還須加上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條件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回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打駐止而陣地尚不鞏固之敵。不解決這些條件，而求戰役或戰斗的速決，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于一個大戰役，依然適用速決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為根據地的人力、財力、軍力等項條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決原則之下，反對不正當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計到根據地的這些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為敵之其勢洶洶所嚇倒，不為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圍剿”，從初戰到結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只有半個月，打破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了三個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沒有打破“圍剿”而被迫突圍時，還表現了不應有的倉卒從事。依情況還可以熬上兩三個月，用以休整軍隊。假如這樣，又假如突圍后的領導稍為聰明一點，情況便將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如此，仍然不破壞我們所說的力爭縮短全戰役時間的原則。除了戰役戰斗計劃力爭集中兵力和運動戰等等條件、務期在內線（在根據地）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迅速解決“圍剿”以外，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即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后，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臺。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于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第九節　殲滅戰

“拚消耗”的主張，對于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于幾乎一切都取給于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給敵以殺傷，是作為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則便沒有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敵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樣就不但抵償了我軍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軍的力量。擊潰戰，對于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于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于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對于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于全敵不過是一部分，然而“圍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圍剿”時，采取了相反的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采取包圍迂回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后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只是對于全戰斗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舉行殲滅性的作戰而說的，否則便沒有什么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場合。

我們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并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并不是笑話。

注釋

〔1〕“實際”這一個概念，按照中國文字，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真實的情況，一種是指人們的行動（也即一般人所說的實踐）。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應用這一個概念，時常是雙關的。

〔2〕孫武子即孫武，中國春秋時代的著名軍事學家，著《孫子》十三篇。本文引語見《孫子·謀攻》。

〔3〕從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澤東著此文時，正是十五年。

〔4〕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時他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革命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其后，陳獨秀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領導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主張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不久，訂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后來李立三接受了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陳紹禹）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明顯變化，把中間勢力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形成全國的勝利。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后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7〕遵義會議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8〕參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廬山軍官訓練團是蔣介石訓練反共軍事干部的組織，創辦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廬山。該團對圍攻紅軍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的軍官進行軍事的和政治的訓練，以便普遍推行構筑碉堡以及其他進攻紅軍的辦法。到一九三四年，訓練的對象擴大到各非嫡系部隊的軍官，借以加強蔣介石對各地方軍閥的控制。

〔10〕這里所說的第五次“圍剿”的新軍事原則，主要是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參見本卷《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參見列寧《共產主義》。在該文中列寧批評匈牙利共產黨員庫恩·貝拉說：“他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頁）

〔12〕中國共產黨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寧岡縣茅坪召開。這次大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討論了發展黨的組織、深入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等項任務，初步回答了紅軍中有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大會還選出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別委員會。這次會議促進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

〔13〕見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參見本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注〔4〕和注〔5〕。

〔15〕土匪主義指無紀律、無組織、無明確的政治目標的搶掠行為。

〔16〕指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轉移到陜西北部的長征。參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2〕。

〔17〕參見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駐贛、閩、粵三省的國民黨軍隊對紅四軍和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紅四軍前委決定：以第一縱隊和第四縱隊留閩西堅持游擊戰爭，軍部率領第二、第三兩縱隊出擊閩中。九月，出擊閩中的紅四軍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難，遂回師閩西，先后殲滅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敵軍。同時，第一、第四縱隊在中共閩西特委的領導下，和廣大群眾武裝一起，開展游擊戰爭，迫使贛敵退守長汀、連城，粵敵退守永定。第一次“圍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贛、閩、粵三省的國民黨軍隊又以十四個團的兵力分七路“圍剿”閩西的紅軍。為粉碎敵人的“圍剿”，紅四軍前委決定挺進江西，出擊“圍剿”軍的主力江西敵軍的后方。江西敵軍倉皇回兵自救，福建敵軍因內部沖突也從閩西撤走。這樣，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很快也被打破。

〔19〕“偏師”，即不是主力軍，只是側翼的一部分軍隊。

〔20〕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軍隊曾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過兩次“圍剿”，都被紅軍打敗。一九三一年九月，蔣介石又開始籌劃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結在根據地周圍的國民黨軍隊已達十五個師。由于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抗日反蔣斗爭空前高漲，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日益加劇，敵軍的“圍剿”行動遲遲未能開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紅四方面軍，為破壞敵軍的“圍剿”計劃，主動出擊，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發起了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戰役，殲敵約六萬人，使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計劃徹底破產。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蔣介石調集三十余萬軍隊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的張國燾，被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沖昏頭腦，在國民黨軍隊的嚴重“圍剿”面前，沒有領導紅軍進行反“圍剿”的準備，而是強令紅軍圍攻敵軍堅固設防的城市，準備奪取武漢。當敵軍大舉進攻時，他不是采取誘敵深入、待機反擊的作戰方針，而是下令紅軍倉卒迎擊，使紅軍陷于被動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轉移外線作戰。此后，再未返回根據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斗爭遭到失敗。

〔22〕指俄國一九○五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由高漲時期轉入逐漸低落時期的退卻。參見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節（《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頁）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兩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頁）。

〔23〕布列斯特條約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蘇俄在俄國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訂立的和約。當時，德帝國主義的軍隊正侵入蘇維埃共和國境內，前線的俄國舊軍隊已經瓦解，新的革命軍隊還沒有組織起來。為了使剛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避免在德軍的打擊下夭折，列寧主張暫時退卻，接受德帝國主義提出的割地、賠款等條件，立刻簽訂和約。這個和約的簽訂，使蘇維埃共和國贏得了時間去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調整經濟，建立紅軍，使無產階級保持了對農民的領導，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擊潰白軍和英、美、法、日、波等國武裝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廣東海陸豐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決定舉行第三次起義。十一月，占領海豐、陸豐和附近地區，組織紅軍，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這個地區的紅軍因優勢敵軍的圍攻以及領導指揮上的“左”傾盲動而遭到失敗。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達甘肅會寧。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

〔26〕見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庫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頁）；參見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頁）。

〔27〕《水滸傳》是中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相傳為公元十四世紀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沖、柴進都是書中的英雄人物。洪教頭是柴進家里的一個武術教師。關于林沖和洪教頭比武的故事，見《水滸傳》第九回《柴進門招天下客，林沖棒打洪教頭》。

〔28〕魯和齊是中國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兩個國家。齊是大國，在今山東省的中部和東北部；魯國較小，在今山東省的南部。魯莊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魯國的國君。

〔29〕左丘明，春秋末期魯國人，相傳是春秋時代著名編年史《左傳》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見《左傳·莊公十年》。

〔30〕“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間焉”，是“何必廁身其間”的意思。“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犧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虛報的意思。魯莊公說他據實報告祭品，表示他對神守信用。“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忠”是盡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劌的意思是說：一個國君對獄訟處置得合乎情理，便會得到人民擁護，所以可以作戰。“公將鼓之”和“齊人三鼓”的“鼓”，都是說鳴鼓指揮士兵沖鋒。“登軾而望之”的“軾”，是車前供給乘者扶手的橫木，在車上位置較高，所以登軾可以望遠。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滎陽縣西北部，為古代軍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漢王劉邦和楚王項羽曾相持于此。當時項羽接連攻下滎陽、成皋，劉邦幾乎潰不成軍。但后來劉邦終于等待到楚軍在汜水半渡的時機，大破楚軍，復取成皋。

〔32〕昆陽故城在今河南省葉縣境內。公元二三年，劉秀（后稱東漢光武帝）在這里擊破王莽（公元八年稱帝，定國號為新）的軍隊。這次戰爭雙方軍力強弱懸殊，劉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萬人。但劉秀利用王莽的將軍王尋、王邑輕敵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軍隊的中堅，乘銳進擊，大破敵軍。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縣東北。公元二○○年，曹操軍隊和袁紹軍隊戰于此處。當時袁紹擁軍十萬，而曹操兵少糧盡。但曹操利用袁軍的輕敵無備，實行輕兵偷襲，燒了袁軍的輜重。袁軍慌亂，曹軍出擊，殲滅了袁軍主力。

〔34〕吳指孫權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縣西北長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數十萬進攻孫權。孫權出兵三萬，并且同劉備聯合，利用曹軍有疫疾，又不習水戰，在赤壁一帶用火攻燒曹軍船只，大破曹軍。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縣境內。公元二二二年，吳將陸遜在這里大敗蜀漢的劉備。這次戰爭開始，蜀軍連戰皆捷，進到彝陵，已入吳境五六百里。陸遜守七八月不戰，直待劉備“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利用順風放火，大破蜀軍。

〔36〕公元三八三年，東晉將軍謝玄大敗秦王苻堅于安徽淝水。當時苻堅有步兵六十余萬、騎兵二十七萬、衛隊三萬余騎，東晉只有水陸軍八萬。在兩軍隔淝水對峙的時候，晉軍將領要求淝水以北的秦軍讓出一片戰場來，以便晉軍渡水決戰。秦軍應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晉軍乘機渡水攻擊，大敗秦軍。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為反對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繼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業，在江西南昌發動了武裝起義。起義部隊在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經過激烈戰斗，占領了南昌城。這次起義打響了中國人民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斗爭的新時期。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后南下廣東。十月初在潮州、汕頭一帶遇到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失敗。保存下來的起義部隊，一部分到達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斗爭；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等率領下，轉移到湘南，發動了湘南起義，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38〕參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湖北、江西、廣東等省發動秋收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間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的修水、銅鼓、萍鄉、醴陵、平江、瀏陽等地領導的起義。參加這次起義的工農武裝和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組成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十月間，毛澤東率領這支軍隊轉戰到井岡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40〕見本卷《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見《孫子·軍爭》。

〔42〕AB團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存在時間不長。一九三○年五月起，贛西南蘇區內開展了所謂肅清AB團的斗爭。斗爭不斷擴大，嚴重混淆了敵我矛盾。

〔43〕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贛江和撫河兩條河流之間的地區。

〔44〕參見《戰國策·魏策》。原文是：“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45〕阿比西尼亞即埃塞俄比亞。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進攻埃塞俄比亞。埃軍進行陣地戰，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埃塞俄比亞人民在一九四一年與反法西斯盟軍配合，趕走了意大利侵略軍，恢復了國家的獨立。

〔46〕這里所說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現在分屬四川和西藏）、甘肅的藏族。這里所說的回人，是指甘肅、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劉，指國民黨軍劉和鼎師。

〔48〕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擔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任前線總司令，其指揮部均駐南昌。下轄：左翼集團軍，何應欽兼任總司令；右翼集團軍，陳銘樞任總司令，駐吉安；預備軍，衛立煌任總指揮，駐臨川。

〔49〕蔣光鼐原是第十九路軍總指揮，第二次“圍剿”時，由蔡廷鍇任代總指揮。第三次“圍剿”時，第十九路軍蔡廷鍇第六十師、戴戟第六十一師和韓德勤第五十二師被編為右翼集團軍第一軍團，蔡廷鍇任代總指揮。這里的“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應是“蔡廷鍇、戴戟、韓德勤”；下文的“蔣、蔡、韓”應是“蔡、戴、韓”，“蔣光鼐、蔡廷鍇”應是“蔡廷鍇、戴戟”。

〔50〕第三次反“圍剿”時，紅一方面軍打上官云相師、郝夢齡師、毛炳文師，三個勝仗共殲敵一萬余人，繳槍六千多支。

〔51〕南雄、水口戰役，包括池江、梅嶺關、大余、水口圩等戰斗，共擊潰陳濟棠的粵軍十五個團。其中水口圩戰斗，擊潰粵軍十個團。

〔52〕八股文是中國明、清封建皇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一般用兩句，說破題目的要義。承題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起講概說全體，是議論的開始。入手為起講后入手之處。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這四個段落才是正式的議論，中股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這四個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兩股兩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稱為八比。毛澤東這里用寫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開過程，來比喻革命發展的各種階段。但在通常的場合，毛澤東則用八股文這類東西去比喻和諷刺教條主義。

〔53〕見《左傳·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齊、晉兩國的軍隊會戰于鞌（今屬山東省歷城縣）。戰斗一開始，齊頃公以為勝敵至易，說：“余姑翦滅此而朝食”。“此”，指這些敵人。這句話的意思是：先消滅了這些敵人，再吃早飯。結果齊軍被晉軍打敗。后來人們常以此形容斗志堅決，要立即消滅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