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 
　　這一次的反共(禁止)，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說，是已經過去了。繼之而來的是在國際國內的新環境中繼續抗戰的局面。在這個新環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擴大，國際革命運動的高漲，蘇日的中立條約⑴，國民黨第二次反共(禁止)的被擊退以及由此產生的國民黨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準備新的對華大舉進攻。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堅持抗日，并繼續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和反共逆流起見，研究和學習我黨在英勇地勝利地反對這次反共(禁止)的斗爭中所獲得的教訓，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⑵和馬日事變⑶。上次反共(禁止)⑷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計為馬日事變，這次反共(禁止)又被估計為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但是客觀事實卻證明了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這些同志的錯誤，在于忘記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 
　　（二）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⑸那種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這些事實，也在這次反共(禁止)中再度地證明了。極端地復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然還在抗日，其對我黨既然還在一打一拉，則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⑹，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 
　　（三）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殘忍，不但為過去十年的反共戰爭所證明，更由抗日戰爭中的兩次反共(禁止)特別是第二次反共(禁止)中的皖南事變所完全地證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并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于他的反gemin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便無他路可循。這次反共(禁止)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⑺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 
　　（四）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這是我黨爭取中間派和實行“三三制”政權的理論根據，這是去年三月以來中央就屢次指出了的。這次反共(禁止)再一次地證實了它的正確性。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⑻的立場，對于事變后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因為如果不經過反復多次的經驗，中間派對于我黨為什么必須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斗爭，為什么只能以斗爭求團結，放棄斗爭則沒有任何的團結，就不能了解。地方實力派的領導成分雖然也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是因為他們和統制中央政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須以中間派看待之。上次反共(禁止)中反共最力的閻錫山，這一次就站在中間立場；而上次居于中間立場的桂系，這一次雖然轉到了反共方面，卻和蔣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視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實力派更不待論。我們同志中卻有許多人至今還把各派地主階級各派資產階級混為一談，似乎在皖南事變之后整個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叛變了，這是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簡單化。如果我們采取了這種看法，將一切地主資產階級都看成和國民黨頑固派一樣，其結果將使我們自陷于孤立。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⑼，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對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生動搖，并因此對國內階級關系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生動搖。這些同志在皖南事變后，從其“四一二”和馬日事變的估計出發，似乎感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則指示⑽，已不適用，或不大適用了。他們認為現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張抗日和民主的人們的政權，而只是所謂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了；已不是抗日時期的統一戰線的政策，而是像過去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黨的正確的政策，在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暫時地模糊起來了。 
　　（六）這些同志，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他們不了解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次我們充分地準備著對付國民黨的破裂，就使國民黨不敢輕于破裂了。 
　　（七）還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一致性，不了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了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他們認為在皖南事變后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統一戰線教育以外的階級教育。他們至今還不明白：我黨在整個抗日時期，對于國內各上層中層還在抗日的人們，不管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都只有一個完整的包括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兩面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即使是偽軍、漢奸和親日派分子，除對絕對堅決不愿悔改者必須采取堅決的打倒政策外，對其余的分子也是這種兩面性的政策。我黨對黨內對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這兩方面性質的教育，就是教導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如何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各個不同的階層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上聯合抗日，又和他們的各種不同程度的妥協性、動搖性、反共性作各種不同程度的斗爭。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 
　　（八）還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因此，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政權，便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標志。有些人以為只有實行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才算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這是不對的。現在各根據地的政治，是一切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其經濟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經濟，其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無論就政治、經濟或文化來看，只實行減租減息的各抗日根據地，和實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的陜甘寧邊區，同樣是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注　　釋 
　　〔1〕 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和日本在莫斯科簽訂的中立條約。 
　　〔2〕四一二事變，是蔣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動的反gemin事變。在這次事變中，蔣介石殘酷地屠殺了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從此，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就完全從革命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隨后發動了歷時十年之久的內戰。 
　　〔3〕 見本書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注〔20〕。 
　　〔4〕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年春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反共(禁止)。參見本卷《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注〔5〕。 
　　〔5〕見本卷《打退第二次反共(禁止)后的時局》注〔2〕。 
　　〔6〕 這是宋朝的著名學者、理學家朱熹（一一三○——一二○○）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說的話。 
　　〔7〕 參見本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一文的題解。 
　　〔8〕《佳電》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的名義，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答復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這個電報，揭發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陰謀，駁斥了何、白強迫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的荒謬命令；同時，為了照顧團結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將江南新四軍部隊移至長江以北，并且進一步要求解決國共間的若干重要懸案。這個電報，曾經取得當時中間派的同情，孤立了蔣介石。 
　　〔9〕毛澤東這個說法，是指領導革命的中國工業無產階級和反動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中國社會總人口中都只占少數，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在中國社會總人口中占了絕大多數。參見本書第三卷《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10〕 見本卷《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