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

在舊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國之后，我們委任了許多新的縣長、專員，并在各戰略區經過民主方式成立了行政公署或邊區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許多地區的土匪被肅清，人心逐漸安定，人民自衛軍、民眾運動都大大發展起來。黨的組織亦有十多倍的發展。單以華北范圍來說，我們的黨已成為領導抗戰的最大的政黨了。

敵人在占領太原以后的四五個月中，沒有繼續向山西南部進攻，這給了我們從容布置敵后工作的時間。這時候，我們決定在敵后采取可能的國家政權的斗爭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與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軍區、軍分區)，頒布各種地方法令，征集物資、糧食，鎮壓漢奸等。我們還決定了根據地中黨的公開及采用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不論黨、政、軍、民及其他組織，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來建立，首先成立領導機關，然后建立下層組織。在革命高漲時期，領導機關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廣大的群眾來充實下層。因為一切都在飛躍中，時間是很寶貴的，浪費時間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決。如果沒有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開的，或不能迅速打開。我們在“拿起槍來，保衛家鄉，保衛華北，堅持敵后抗戰”的口號下，采取了抗日民主政權與抗日游擊戰爭的斗爭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組織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會議直接產生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組織抗日游擊隊、人民自衛軍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的救國會，擴大八路軍，以及黨的公開等。由于我們及時提出了適合當時情況的新的口號去代替舊的口號，采取了新的斗爭形式、組織形式去代替舊的斗爭形式、組織形式，并且在斗爭過程中，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把各種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相互結合起來，因此，就能夠在各種不同的激烈變化著的環境中，一步一步地發動了最廣大的群眾走上革命的戰場，并在戰場上適當地布置開來。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時期內關于策略的具體指導。

華北人民的革命運動，華北的黨組織，在上述策略指導之下，大踏步地前進了。僅僅幾個月，華北大部地區就完成了這樣幾個大轉變：統治華北的腐敗的舊政權，在敵人進攻下幾乎是完全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敵人的傀儡政權——漢奸政權；隨即又由于幾十萬幾百萬人民的抗日游擊運動在共產黨八路軍領導之下的大發展，在華北廣大的鄉村中，摧毀了敵人的傀儡政權，代之而起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抗日民主政權；僅僅幾個月，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的抗戰中失敗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數量更大的與八路軍密切結合的人民的抗日游擊隊。這些游擊隊在抗戰中所給予敵人的打擊，大大超過數十萬國民黨軍隊所給予敵人的打擊。這種偉大堅強的游擊戰爭，將在全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將在敵人面前證明：征服中國是不可能的。很明白，象這樣復雜的巨大的轉變，沒有正確的指導，是不能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完成的。

當時在策略的指導上，最復雜、最需要冷靜地思索與處理的問題，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階級斗爭問題。許多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翻了筋斗。我們采用了這樣兩種斗爭形式：第一種，就是在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從敵人手中收復的地區，建立當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隊，獨立自主地實行三民主義，進行抗戰，然后請求國民政府批準(但國民政府不批準也就算了)。這主要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我們在上面已經研究過了。第二種，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與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過新派及犧盟會建立根據地，建立武裝政權，實行三民主義，進行抗戰。這種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它也能使我們、使革命前進一大步。

關于山西新派發展的具體經驗是什么呢?我們在山西的抗日根據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來的。沒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舊派的進攻下勝利地打擊舊派，那末，我們在山西以至華北堅持抗戰的困難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也給了舊派投降敵人的企圖以很大的打擊。

山西的閻錫山在綏遠事變后，看到敵人要侵占山西的嚴重性，決定了“守土抗戰”的方針。因為他要抗戰，他就需要人民的幫助，就需要采用許多進步的辦法與任用許多堅決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勢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舊派的許多人逃跑，有的投敵，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裝(決死隊)，任命新派作專員、縣長等。但到后來，因為新派愈加發展并形成為獨立的力量，他又畏懼新派的勢力過大，就反過來壓制與打擊新派，提高舊派，并利用舊派來反對新派。到最后，就指揮舊派向新派武裝進攻。在新舊兩派的斗爭中，新派采取了堅決的方針，擊潰了舊派的進攻。新派就更進一步發展與鞏固了。

閻錫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統治者，由于敵人對山西的進攻，他需要“守土抗戰”，他在抗戰中需要實行一些進步的辦法，目的是保持他對山西的統治。因此，他的進步是有限的，是暫時的。但是他能抗戰與實行進步的辦法，是好的，對革命是有利的，我們應援助他抗戰。然而，如果新派的勢力及群眾運動的發展超過他所需要與允許的范圍時，他就無所顧忌地來鎮壓群眾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眾運動，他對抗戰也是動搖的不徹底的。因此，我們就決定了這樣的方針：(一)與閻錫山合作抗日，并且開展群眾運動，同時又要提高警惕，隨時戒備他來反對我們與群眾；(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發展，并設法參加新派，使新派實際地統治某些地區；(三)和新派一起，盡可能利用“犧盟會”的形式，獨立自主地去開展群眾運動；(四)新派在擁護閻錫山的口號下與舊派斗爭，直到進行武裝斗爭，使舊派投敵或在山西造成反動的局面成為不可能。上述方針執行的結果，使新派取得了勝利，也使我們取得了勝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統一戰線中左派的成功。

我們在幫助閻錫山抗戰的過程中，使山西的抗戰堅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進了，也使我們前進了。因此，這個經驗是值得注意的。

總起來說，華北黨在這個時期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是靈活地執行了中央路線的。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復雜的、緊急的轉變關頭，我們沒有迷失方向，沒有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許多錯誤的意見之后，正確、及時地決定了前進的方向，并且動員和組織了數百萬群眾朝著我黨指定的方向前進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是有不少缺點的。主要有以下一些：第一，有些地方，特別是那些有工作基礎的地方，黨的負責同志因為長期習慣于秘密工作，在形勢突然轉變、歷史飛躍前進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方式一下轉變不過來，不會運用公開的、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解決各種問題。他們仍然照過去一樣，一點一滴地去進行工作，一個一個地去發展群眾團體的會員和黨員，只進行局部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滿足于幾個黨員與幾十個會員的增加，滿足于局部經濟政治斗爭的微小成績。他們不能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提出任務，更不能解決在客觀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務。因此，他們就不能不遠遠落在客觀形勢發展的后面。這種毛病，很久以后才逐漸糾正。

當著客觀形勢的發展不利于我們前進的時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險前進。這時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錯誤。但當著客觀形勢的發展，是來潮，是高漲，有利于我們前進的時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膽前進，這時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錯誤。我們過去進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說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這樣一個運動的來潮與革命的高漲。今天，運動的來潮與革命的高漲都等到了，如果又輕輕把它放過，不利用這種時機迅速前進，那就等于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黨的負責同志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他們在特別有利的時候，不知道以我黨為領導來團結一切的抗日勢力與抗日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來領導敵后的抗戰。他們不懂得國家政權在革命斗爭中極其重大的意義，而等閑視之，棄若敝屣。在山東及其他一些地方，當著舊政權人員逃走，漢奸政權又被我們推翻很久以后，還不獨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權，不知道委任縣長、專員，不知道經過民主方式產生當地最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讓那種無政府狀態延長下去。他們似乎覺得我黨無權利站在抗戰的領導地位，無權利站在統一戰線及抗日政權中的領導地位，無權利建立當地抗日政府及委任縣長、專員等，而且他們似乎還覺得全體抗日人民也無這種權利，唯一有這種權利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以他們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去恢復那里的“一黨專政”，然后他們再給以擁護。甚至當這些“一黨專政”者轉眼無情，不獨不報答他們擁護的善意，而且要驅逐他們出境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這些同志的錯誤觀點，使山東喪失了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最好時機，并還將下面已經建立起來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權機關也取消了。這些錯誤，給我們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許多困難。這些錯誤，在華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發生過。

第三，有一些同志犯了過左的錯誤。在籌措部隊的給養時，沒有嚴格遵守統一戰線的政策，過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負擔。在收編游擊隊時，編得過多，沒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裝及非黨的外圍武裝，對編余干部的處理簡單粗糙。在群眾運動中，有些地方對于流氓分子的破壞性注意得不夠，因而造成某些亂捕人、亂殺人、亂籌給養的現象，引起社會上的嚴重不安。黨的發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ぬ”的錯誤，引進了一些壞人及落后分子。這些錯誤現象的糾正，在許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有些地方在糾正這些過左錯誤的過程中，又不適當地打擊了群眾和下層干部，向他們潑了冷水，因而引起群眾情緒的低落和下層干部的消極，反動分子乘機抬頭反攻。

第四，當時北方局與八路軍的領導在路線上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個別政策、個別工作上還不能免除自己的錯誤與缺點。最初我們對于地主，對于漢奸，在政策上有些過分的規定，雖在不久以后，我們自己就糾正了，但下面很久還沒有完全糾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黨內及軍隊內曾受到“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一口號的影響，許多地方不敢放手發展。這個錯誤，我們不久以后也自己糾正了。再其次，這個時期北方局在晉西停留時間過久，沒有迅速到敵后各根據地幫助解決問題，有許多原則問題沒有在黨的干部中，特別是軍隊的干部中解釋清楚。八路軍部隊向河北平原及山東深入的時間，也稍為遲了一些。這些缺點，都多少影響到當時的工作。

這就是抗戰初期，也就是我們在華北發展時期的工作經驗。

抗戰初期與發展時期華中工作的經驗

一 抗戰初期

抗戰初期，華中黨的工作是由長江局指導的。在長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同志在上海、南京、漢口等地指導華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原局，并派我到中原局負責指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黨的工作。而長江以南及新四軍軍部的工作，還是由東南局負責指導。皖南事變后，才將東南局中原局合并，成立華中局。因此，抗戰初期華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見，只是我到華中以后，就下層調查所得的一些材料來加以檢討的，所以還不是全面的。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也是值得商討的。

這里還要說明一下，當時長江局的任務，不只是指導長江流域各省的工作，還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后方各省黨的工作。華中的工作，只是長江局指導范圍以內一部分的工作任務。我在下面所要說的，也只是華中范圍以內的工作，而不涉及其他部分。

抗戰以前，黨在華中的組織基礎怎樣呢?一般說來，黨在華中的基礎比華北更弱，除開南方各省及大別山有不大的游擊隊之外，只在上海、漢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黨的很小的組織，而這些組織大半是新建立的。

但是，由于民族革命的來潮和黨的工作，黨的影響是很大的，在各大小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中，都有黨的各式各樣的廣大的同情者。

在抗戰開始以后，武漢失守以前，是華中情況激烈變化著的時期。當時，華中情況的特點是什么呢?第一，日寇向華中大舉進攻，上海、南京、漢口、杭州、九江、徐州、安慶等城市及華中廣大地區，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階層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國共合作已宣布成立，我黨已取得暫時的合法與半合法地位，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

第三，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并出動到南京、鎮江附近抗戰。

第四，在敵人進攻下，前線國民黨軍隊節節后退，部分潰散，遺棄大批武器彈藥，敵后地區的舊政府紛紛撤退，秩序混亂，土匪紛起，人民恐慌憤激。

在上述情況下，黨的工作方針與任務應該是：一方面，迅速恢復與發展黨在各地方的組織，動員群眾參加抗戰，幫助國民黨軍隊抵抗敵人的進攻，推動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同時應將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準備與組織廣泛的游擊戰爭上，放在敵后的鄉村工作上，以便在國民黨軍隊退卻之后，在敵后獨立自主地團結一切抗日階層和勢力，用游擊戰爭堅持抗戰。

當時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如何決定行動路線，我不知道。

據說當時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只提出了：發展各地方黨的組織，動員群眾幫助國民黨軍隊抗戰，阻止敵人進攻，求得統一戰線進一步發展等任務。而對于準備與組織敵人后方和前線的游擊戰爭，敵后鄉村中的工作及獨立自主地團結一切抗日人民堅持敵后抗戰的任務，則根本沒有提出來。據說當時曾有同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受到領導機關的反對，說這些同志太重視游擊戰爭了，說敵人是要用機械化師團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當時華中黨的行動路線，與當時中央在抗戰初期的行動路線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華中黨在這一偉大抗戰高潮時期內，是有成績的，主要是：第一，在華中許多重要城市及某些鄉村恢復和發展了黨的組織，并組織了一部分群眾參加抗日斗爭，幫助了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出版了《新華日報》及其他書報，向各方面進行了統一戰線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軍，并出動到南京鎮江附近抗戰，不大地發展了新四軍，在個別敵后地區組織了黨所領導的幾個小的游擊隊，但這些游擊隊都是用友軍的番號。

除開這些成績外，工作中還有重大缺點，這就是：沒有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重要敵占城市的附近組織起黨所領導的廣大的游擊戰爭，沒有在敵后建立根據地，敵后及鄉村中的工作特別薄弱或者完全沒有工作。新四軍的發展還很小，在給養方面很困難，在戰略上所處的地位很危險。華中敵后許多自發的抗日游擊戰爭，很久也沒有得到我黨我軍的領導。因此，我黨我軍在華中抗戰中所占的實際地位是很微弱的。這就是當時華中黨的工作中最大的缺點。我認為，這些缺點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錯誤觀點造成的：第一，是不了解蘆溝橋事變以后民族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和主要斗爭形式的新變動，不懂得根據這種新形勢和新變動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路線與布置自己的工作。沒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組織和發展敵后廣大鄉村中的抗日游擊戰爭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裝的群眾斗爭上。在新形勢下仍然以非武裝的、部分的群眾政治經濟斗爭為主要斗爭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裝斗爭中發生不了什么重大作用。沒有注意敵后的游擊戰爭，在敵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沒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組織地獨立自主地去參加抗戰，而僅僅以幫助國民黨軍隊抗戰為滿足。

結果國民黨拒絕我們的幫助，并限制和禁止群眾的反日運動時，我們自然就一無所有。

在武漢失守以前，華中有發展游擊戰爭的很好的條件。

在上海、南京、漢口、徐州及其他地區，國民黨軍隊退卻時丟棄了數十萬件武器及大量的軍用品，而敵后又是空虛的，一時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此時是有決心的，動員上海、南京、漢口等地大批的干部、黨員及非黨抗日分子到敵后工作，如果將新四軍大膽地分散深入到敵后活動，那我們一定能夠在敵后組織大批的武裝部隊，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據地。然而，當時華中的負責同志沒有這樣做。

他們在上海、南京、武漢相繼失守的時候，組織黨員與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后方退，而不是到敵后的鄉村拾起槍來獨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后，附近沒有我們的游擊隊，倒有國民黨的及土匪的游擊隊 (我們在這些城市附近的游擊隊是武漢失守以后很久才去組織的)。這樣，華中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及建立根據地的最好時機，就白白放過了。

第二，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在最初一個時期對于抗戰形勢有不正確的估計。他們估計日本不至于打到武漢來，或者中國軍隊可以在長江下游阻止敵人前進，中國可以速勝，可以很快就驅逐敵人出境。因而他們認為沒有在敵后長期大搞游擊戰爭的必要。因而他們對于抗日戰爭中正規戰與游擊戰的相互關系有不正確的了解，不了解游擊戰爭在整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不了解我們在抗戰中 (至少是抗日初期與中期)只有在基本上采取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方式去參加抗戰才是正確的。因此，他們就放棄了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的中心任務。

在舉國一致的抗戰中，說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看不見武裝斗爭，那是不對的。他們看到了戰爭，也懂得“戰爭解決一切、一切服從戰爭”的道理，但他們對于當時敵我力量的對比有不正確的估計。他們不具體了解敵人是一個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中國是一個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在這種情況下，要在敵人戰略進攻的階段就阻止敵人向內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廣大中國領土淪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軍隊驅逐敵人出境也決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但由于敵人是異民族，并且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無法完全控制敵后廣大的占領區。又由于中國舊的統治者的腐敗，在敵人嚴重進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潰。只有在這種估計下，并從這些具體條件出發，才可能確立在敵后長期大搞游擊戰爭的行動方針。但當時在華中的負責同志并不這樣估計，并不承認這些具體條件的存在，認為中國軍隊在抗戰開始時就阻止敵人深入內地是可能的。因此，他們就不能確立在敵后大搞游擊戰爭的方針，而集中力量于如何從正面阻止敵人前進，如何保住武漢，如何很快地把敵人打退，收復淪陷區；而不集中力量于準備與布置敵人向內地推進以后的工作、武漢失守以后的工作、淪陷區不能很快收復時的工作，從而就喪失了發展游擊戰爭的最好時機。

其實，在武漢危急時，我們在華中大部地區的中心任務應是獨立自主地組織與準備游擊戰爭，其他一切工作 (如民運、地方的統一戰線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游擊戰爭的。

游擊戰爭是這些地區當時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談。當時我們在華中并沒有一個正規軍隊，一切政治、經濟、文化都還在國民黨指揮下，武漢及其他地方的群眾又沒有自己起來直接保衛武漢的實力，而我們要在武漢附近及其他敵后準備與組織抗日游擊戰爭，國民黨又是禁止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除開獨立自主地進行游擊戰爭 (以及與游擊戰爭相關聯的其他一切工作)外，還有什么實際工作可做呢?這時如果我們不搞游擊戰爭，而要搞正規戰爭，搞保衛武漢的正規戰爭，那我們除開向國民黨建議，督促與幫助國民黨而外，是沒有其他任何辦法的。但國民黨不聽我們的建議，拒絕我們的督促和幫助。我們的建議、督促和幫助，都只能是空談，不會有任何的結果。

抗戰的主要戰爭形式是正規戰，也只有正規戰才能最后戰勝敵人與驅逐敵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也當采取正規戰的方式和敵人作戰，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將來能夠和敵人進行正規戰的一切條件，這些都是無需說明的。但是，從當時我們共產黨的具體條件出發，是不能采取正規戰去參加抗戰的，特別在華中更無這種可能。而游擊戰爭在抗戰中占極重要的地位，我們又完全有可能獨立自主地去進行，因此只有進行游擊戰才是正確的方針。然而，當時華中的領導機關對于這種又重要又可能的游擊戰爭不去搞，輕視它，主觀地縮小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強調正規戰，把自己的工作方針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規戰上。結果就只有去依賴國民黨，將就國民黨，幻想在國民黨允許之下，成立若干歸我們領導的機械化師團去進行正規戰，或者幻想國民黨能夠允許我們參加他們的軍事、政治領導 (即所謂共同領導)。這就要在統一戰線政策上走到右傾機會主義。這也是造成上述缺點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華中黨的領導機關在當時情況下，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執行中采取了不正確的方針。他們不是在敵人大舉進攻下采用一切辦法造成一種形勢去逼迫 (同時也實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讓步)大資產階級與我黨合作抗日，而是采用單純讓步的辦法和在行動上嚴格限制自己的辦法，去企圖求得大資產階級誠心善意的合作。因此，他們就不敢超出大資產階級的意旨和允許之外去行事，不敢采取有組織的獨立自主的方式去參加抗戰，不敢在可能條件下組織一定獨立的戰線與戰區去抗戰，不敢組織自己所領導的抗日部隊，不敢用共產黨的名義及八路軍新四軍的番號，不敢收編那些愿意受我們編制與領導的抗日部隊，甚至不敢撿起國民黨軍隊所丟棄的槍枝，更不敢獨立自主地到敵后去團結一切抗日階層與抗日勢力，建立在自己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民主根據地與抗日民主政權。甚至在國民黨采用各種辦法來限制我們及向新四軍部隊實行無理磨擦和進攻時，也不敢采用堅決自衛的斗爭方針，而只是一味地讓步。因此，就不能不喪失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及建立根據地的大好時機，就不能不助長大資產階級敢于向我們進攻的囂張氣焰，就不能不脫離廣大的中間階層，而陷自己于嚴重孤立和危險的境地。

他們不知道，我黨與大資產階級的合作，是帶著階級對抗的合作，是在一種特殊形勢下的合作。大資產階級最初就不是誠心誠意與我們合作，而是要在合作過程中來限制、削弱與瓦解我們。所以，在這種合作中，我們決不能只用讓步的辦法，必須進行適當的斗爭，必須利用與設法造成一種客觀形勢去逼迫對方，才能使這種合作繼續保持與鞏固。為此，首先就必須超出大資產階級的意旨以外去發展進步勢力，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就必須超過大資產階級允許范圍，利用一切時機去敵后獨立自主地建立我們的武裝與根據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堅決進行抗戰與實行三民主義。這樣，才能造成一種情勢，使大資產階級不敢輕易反對我們，不敢破壞合作，并不得不繼續和我們合作。所以，我們在敵后獨立自主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不獨不會促使國共合作破裂，相反，還是保證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如果只采取讓步的辦法去求得大資產階級的合作，結果不獨不會使合作保持、繼續與鞏固，相反，還會引起大資產階級對我們的嚴重進攻，引起國共合作的破裂。這一點，不獨有歷史上的事實可以證明，就是華中當時與后來的事實也是完全證明了的。然而我們華中的負責同志不懂得這條道理，所以走了錯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