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上）

                                 (一九四三年三月)

抗戰準備時期與抗戰初期

華北工作的經驗

一 抗戰準備時期

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決定我到華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當時中央給我的任務，是指導華北黨的工作，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并且在全國范圍內宣傳黨的新政策。此時黨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決議”都發表了，但蘇維埃區域、紅軍同全國其他地方還是完全隔絕的。

當時華北的情況是怎樣呢?

第一，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中國本部進攻。一九三五年發生了“華北事變”，“何梅協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軍從河北撤退，并成立了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造成了華北的特殊化。華北處于危急之中，保衛華北、保衛中國的任務非常迫切。

第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反日大示威以后，學生反日運動普及全國各大小城市，開始了全國性的革命運動的來潮。但是，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仍然處于尖銳對抗的形勢中，因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頓時成為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呼聲。

第三，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獲得了各階層人民的贊成，但黨仍處于秘密狀態中。國民黨雖然繼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舊政策，繼續進攻紅軍與捕殺共產黨員，但亦處于極大的動搖之中。

總起來說，當時的形勢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全中國，亡國滅種的大禍威脅著全國各階層的人民，共產黨提出了團結全民族挽救危亡的總方針，工人、農民特別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化，民族資產階級轉到了贊成抗日的方面，當權的大資產階級也處于極大的動搖之中。

當時我們黨在華北的組織情況又是怎樣呢?從大革命失敗以后，經過了九年的反動時期，現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們的黨在白區保存下來的還有些什么呢?我們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黨的組織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干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一批中下級干部，而且這些組織和干部還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嚴重統治著。

如果說在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蘇區和紅軍黨的時間并不算很長，在遵義會議以后已經基本上糾正過來了的話，那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白區黨組織的時間是很長的。在蘇區及紅軍的黨組織還沒有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的時候，白區黨的組織早就被這種路線統治了。在蘇區及紅軍的黨組織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后，白區黨組織中的這種路線還沒有被克服。雖然在“六大”以后的一個時期內以及在四中全會以后的一個時期內，白區黨組織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被糾正過，但這種糾正是極不徹底的，特別是在思想體系及群眾斗爭策略、組織形式、斗爭形式等方面，沒有被徹底糾正過來。遵義會議以后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組織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這種錯誤路線 (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防御、退卻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很明白，不堅決肅清黨內的這種錯誤路線的影響，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執行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情況下，華北黨的任務與工作方針是什么?我們是怎樣根據情況來提出任務與決定方針的呢?除開動員群眾并動員各方面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是當時全黨的總口號)而斗爭外，黨在華北的任務，就是準備自己，準備群眾，為保衛平律、保衛華北而戰。要順利地執行這個任務，就必須聯合華北一切可能抗日的黨派、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聯合一切抗日勢力，有效地準備自己與準備群眾，就必須首先肅清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必須根據當時已經開始了的 (特別在學生、知識界中)革命運動的來潮時期之具體情況，提出適當的口號、適當的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必須把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正確地結合起來，必須在青年、軍隊及一切群眾中進行頑強的工作，耐心地向他們解釋黨的政策和口號。這樣，才能團結華北一切抗日勢力，進而推動全國的團結和準備抗日。這就是我們在當時的任務與工作方針。

當時我們是按照這樣的方針努力工作了的。

我們在華北以至在全中國廣泛地傳布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以黨中央委托北方局的名義發表了新的宣言，并以陶尚行的名義發表了給《自由評論》 (國家社會黨機關報)的一封公開信，答復張東蓀在《自由評論》上討論共產黨新政策的文章，在黨內黨外均起了極大的作用。當時還出版了《華北烽火》等黨的半公開刊物，又利用當時平津上海等地許多左傾刊物，發表了我們所寫的許多文章 。這樣，就迅速將黨的新政策廣泛地傳布開來，在社會上取得了極大的同情。為了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我們還做了許多具體的聯絡工作，通過各方面的關系同各實力派及社會名流、學者等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壞的回答。我們還通過某方面的關系和當時南京國民黨中央進行了某種非正式的接洽。

我們通過各種方式號召群眾為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而斗爭，使抗日救國運動更深入更廣泛了。我們組織群眾抵制日貨、反對走私，進行政治的示威、游行、請愿、罷課及部分的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賣國賊和投降分子。組織了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平津及其他各地學生救國會及民族解放先鋒隊等，并由華北這些救國團體發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國各救國團體的代表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又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通過各界救國會、學生會、民先隊等組織，出版了幾十個公開半公開的刊物和許多小冊子，組織了許多宣傳隊、戲劇團、歌詠團、下鄉工作隊等。這些就是當時群眾的斗爭形式與組織形式。

黨的組織在當時一般還是秘密的。但群眾的特別是學生、文化界的救國活動，把統治者的嚴格限制多少沖破了一些。許多救國團體是半公開的，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廳登記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書籍則沒有登記亦可在許多地方公開發行。依照新的情況，黨的秘密工作與群眾的公開半公開的活動需要給以重新配合。我們大體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使黨的秘密組織和秘密工作與群眾的公開半公開的組織和工作，有清楚的劃分及適當的聯系，使黨的組織隱蔽在廣大的群眾中，因此在這些活動中黨的秘密組織的破壞還不大，而且在許多重要的城市及鄉村中略有發展。還派了少數干部到香港、廣州、上海、漢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黨的組織。

以北平、天津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則發展到全國各個城市，以至在巴黎、東京等地都有他們的支部。

要準備抗日戰爭，沒有軍隊的參加是不可能的。我們為了爭取華北的軍隊抗戰，進行了艱苦的工作：(一)通過各種關系同中、上層軍官進行接洽與聯絡；(二)通過群眾救國運動向軍隊進行各種宣傳鼓動；(三)用各種形式在軍隊中進行秘密的宣傳組織工作，把許多公開半公開的刊物輸送到軍隊中去。這些工作對于當時在華北的二十九軍、五十二軍及宋哲元本人的轉向抗日，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在西安事變的時候，我們堅決擁護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并且在黨員及左傾人士中進行了深入耐心的解釋工作，說服了他們。

在進行上述這些工作之前及工作過程中，我們在黨內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黨內的指導刊物《火線》在這一年多內出版了四五十期，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的殘余——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等文章，從原則上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同時，又在一切具體工作與斗爭中來徹底粉碎這種機會主義路線。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的學生因郭清之死舉行的“抬棺游行”(郭清是為愛國被捕死在獄中的學生)，是少數先進分子的冒險行動，與學校當局發生了嚴重的對抗。他們不聽學校當局的勸告，不接受學校當局向官廳交涉撫恤及合法的追悼郭清的方式，而是秘密地、突然地推倒學校的墻壁，抬著郭清的棺材到馬路上去游行，致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這是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行動。我們批評了這次行動的錯誤，并且責令我們的黨員進行許多善后工作，向學校當局進行了解釋及道歉等，挽救了當時的危險形勢。

當時群眾中提出了“打倒賣國賊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我們對宋哲元及冀察政務委員會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認為他們雖是日本培養起來的代理機關，但在全國救國運動高漲的情勢下，還是動搖的，還不甘愿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們就指出了這些口號的錯誤，而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從這些口號改變后，群眾的救國活動取得了進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眾正遇著了宋哲元的汽車，學生即送一張傳單給宋哲元，宋看傳單上寫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眾到故宮后門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長秦德純來向群眾講話。在景山集合時，數萬群眾唱出了同一的救國歌聲。

在同黨內左傾路線的斗爭中，大大提高了黨員的政治水平及工作積極性，因此，逐步地鞏固了群眾運動的來潮，使廣大的群眾團結在救國會、民先隊的周圍。北平的國民黨教授及其他國民黨員為了分裂北平學生運動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學生會(新學聯)時，只有極少數的分子參加。在肅清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中，黨內只有個別的分子不贊成，采取兩面派的辦法來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所進行的主要工作。

在進行了這些工作之后，華北的黨組織在政治上、組織上及統一戰線方面，都獲得了很大的進步與成功。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提高了，地方黨的組織基本上恢復了，平律兩市黨的組織與工作大大加強了，還建立了山東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華中華南的若干黨組織。差不多所有的大學及中學都加入了平津學生會。各方面人士對共產黨的疑懼心理大大減少了，都愿意與黨來往了，黨在軍隊中的影響和組織也有擴大和發展。黨已深入在群眾中，與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這是內戰時期黨在白區工作中空前未有過的成績。

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運動來潮的影響，另方面是由于在華北黨內克服了歷史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與正確執行黨中央路線的結果。

這些成績，為黨與八路軍在華北抗戰創造了比較順利的工作條件與發展條件。

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什么缺點呢?

這個時期我們工作中最大的缺點，就是在工人群眾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開在唐山及個別的鐵路與工廠中有很小的組織外，在許多企業中沒有什么組織，黨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響亦很校當時學生群眾的救國運動，一般還沒有發展到廣大的工人群眾中來，還沒有較為廣大的工人群眾起來參加救國運動。這是由于：(一)當時的政府及工廠對工人群眾的壓迫與限制特別嚴重；(二)從很久以來，黨在工人中的組織就受到無數次的破壞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還有一次相當大的破壞，企業中的黨員及與黨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使黨與工人群眾的組織聯系幾乎斷絕，黨內做職工運動的干部亦幾乎沒有保存下來，黨必須重新訓練干部才能到工人群眾中去工作；(三)當時黨的領導機關特別是各地方黨的領導機關，對工人中的工作注意不夠，沒有采取一切可能的辦法，派遣必要的干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

當時，中央對過去白區工作中的左傾路線，還沒有作出明確的結論，這使華北黨組織克服左傾路線的斗爭遇到了困難，并在黨內發生了糾紛。當不少同志提出過去的領導路線是否錯誤的問題并要求答復的時候，我們的答復卻不能不是含糊的。這就給了當時個別留戀左傾路線的負責人以間隙，使他們乘著這個間隙來反對正確的領導。不久以后，中央召集白區黨代表會議 (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蘇區黨代表會議一起召集)，我和華北的代表來到延安開會。就在這時候，反對者在黨內，在代表中，暗中進行了許多活動，他們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結合起來，影響白區黨代表會議中不了解內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們在一起，堅持擁護歷史上白區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企圖否定當時華北黨的正確領導路線。因而使得這個白區黨代表會議的結果是不好的，我們工作中的困難不獨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雖在不久以后抗戰就爆發了，華北的工作條件、工作任務完全改變了，但是這個白區工作會議所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到很久以后還沒有最后消除。這也成為當時華北黨的工作中一個嚴重的缺點。

這就是抗戰準備時期黨在華北工作中的基本情況和經驗。

二 抗戰初期

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后，黨中央估計到日寇要占領平津。

平津危急。于是就提出了“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為保衛國土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口號，號召群眾與軍隊緊急行動。

平津失守后，華北及全國抗戰的形勢還沒有確定。根據過去“一二八”抗戰、冀東抗戰及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的經驗，國民黨可能再來一個什么停戰協定，還有妥協的可能。這時我們的方針，是采取一切辦法推動全國抗戰，反對喪權辱國的和平妥協。

因為平津被日寇占領，我們決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黨員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黨的領導機關撤退到太原，并且應該迅速堅決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應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東或平津城外的鄉村，設法拿起槍來打游擊。但在撤退過程中，有個別負責同志反對撤退，利用撤退時某些人的慌亂現象，在黨內外提出了“反對逃跑”的口號。他們命令黨員及群眾團體的某些負責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地延遲了這種撤退的行動。雖然沒有造成損失，但這些同志的意見與行動無疑是錯誤的。此時黨的責任，不是什么“反對逃跑”，而是如何組織撤退。如果在此時黨不去組織撤退，那只能是幫助敵人。

日寇占領平津后，即大舉向中國內地進攻，收復平津的可能性暫時喪失，全國抗戰的形勢也已經確定，國共宣布合作，共產黨已有半公開及公開的合法地位。這時候，我們決定了如下的方針：第一，黨在平津的組織轉入長期的秘密工作，應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與積聚力量，以等待和準備將來反攻時期收復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援助平津附近鄉村中的抗日游擊戰爭，城市工作服從鄉村工作，干部人員除必須留在平津者外，應退到鄉村組織游擊隊。

第二，在冀東 (這里是在幾年前就被日寇占領并劃為特別區的地方)，應準備迅速發動抗日武裝起義配合全國的抗戰，并堅持游擊戰爭。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們冀東的同志在上述方針指導下，當八路軍宋時輪支隊進入冀東行動時，英勇地發動了冀東人民的大起義。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義。我們的同志在起義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國民黨組織及偽政權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隊(七八個旅)，縣政府的武裝，開灤礦山的工人，農民及許多地主資本家，都聯合起來參加了起義。這是真正地發動了幾十萬群眾來進行反對日寇漢奸的武裝斗爭，并在起義后立即組織了聯合的領導起義的政權與軍事指揮機關。然而這一次起義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敵人很嚴重的進攻，受到嚴重的挫折。只是到后來又用了很多的辦法，方把冀東游擊戰爭組織起來。

第三，在華北其他地區(我軍的后方)，應動員群眾、動員一切力量參加抗戰，支援前線；同時準備獨立自主地進行游擊戰爭。在這些地區，此時主要的群眾組織形式，是戰地動員委員會(有一些地方是救國會)。這種動員委員會是戰爭動員機關，是團結群眾參加與援助抗戰的機關，也是游擊戰爭的準備機關、組織機關和領導機關。

第四，在華北即將失守的城市、礦山、鐵路、工業區，應動員工人、職員能遷移者，迅速遷移；不能遷移者，準備和組織在失守以后的對敵斗爭。號召工人、職員在敵人到來時，組織工人游擊隊，或到鄉村同農民一起打游擊。

以上就是我們在太原失守以前的行動路線。

在抗戰之初，我們就估計到華北有全部淪陷的危險，國民黨的軍隊會大部退出華北，華北的舊政權及國民黨黨部也會退走，那時，堅持華北抗戰的責任就會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軍身上。

在估計了上述的可能情況之后，我們提出了這樣的方針：要廣泛地準備游擊戰爭，要擴大八路軍到擁有數十萬人槍的強大的集團軍，要建立起很多根據地，我們才能擔負起獨立堅持華北抗戰的重大任務。八路軍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軍的高級干部及地方黨的干部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任務與方針。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書面決定，再次確定了這一方針。但當時有少數同志表示不同意，他們認為，華北也許不至于全部淪陷，也許用頑強的正規戰還可能阻止敵人前進。因此，他們就覺得沒有在全華北準備游擊戰爭的必要。

說到擴大八路軍到數十萬人的任務時，他們認為這是做不到的與不可能的，這將給國民黨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統一戰線發生大破裂，至于在華北建立我黨領導下的根據地及統一戰線政權，那更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所不能允許的行動。他們的方針是什么呢?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聯合國民黨進行正規戰，抵住敵人前進。他們認為敵人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擊戰爭只能在敵人側后不大的地方去進行一些，輔助華北正面作戰，它的意義與前途是不大的。很明白，這些同志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當時否決與批評了這些意見。

到太原危急的時候，整個華北淪陷的趨勢已經很明顯。

太原是當時華北最后一個還沒有失守的大城市，太原失守后，在華北進行正規戰爭的條件一般地就失掉了，不能組織相當固定的戰線，只能以游擊戰爭的形式來堅持華北的抗戰。這時，我們就在黨內確定地指出：華北今后抗戰的主要形式，將是大規模的游擊戰爭，華北全黨今后的中心任務，是廣泛地發展、組織與領導游擊戰爭。我們在黨內提出了軍事化的口號，要一切干部和黨員學習軍事，學習游擊戰爭，決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擊戰爭中去。

這時候中央也指示我們說，我黨我軍在華北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這樣的指示，在當時華北情況下，是完全正確完全需要的。

當時，群情慌急，不知所從。黨內也有少數黨員表示了這種情緒。我們禁止黨員離開華北，并向群眾作廣泛耐心的解釋，說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華北的中國人，只有三條路走：一是繼續同敵人打，二是逃走到別處去，三是投降敵人。這三條路中，只有第一條“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繼續同敵人打，怎樣打法?誰個打?是否能打勝?這些都是在一般群眾及許多黨員的思想中沒有解決的問題。于是，我們采取了許多實際辦法，在思想上、原則上、組織上解決了關于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關于游擊隊的組織問題；關于游擊戰爭中的政策問題；關于干部問題；關于游擊隊作戰區域問題等。

我們特別告訴群眾說：游擊戰爭不能完全依靠正規軍隊來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裝起來，組織游擊隊來打。

在太原失守的前后，由于黨的正確政策，八路軍的勝利與良好的紀律，黨與八路軍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黨已一般地取得了公開活動的可能。黨與群眾運動，華北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到處都有大發展之可能，到處都有群眾尋找和等待共產黨與八路軍去領導他們，要求黨派人去指導他們打游擊。這時候，一方面是舊統治階級的退卻逃跑，張皇失措，和漢奸的粉墨登場；另方面是廣大群眾的憤激和他們的武裝抗戰的決心，民族革命運動的真正高漲。這時候我們的最大問題，就是干部的缺乏。當時我們為了解決缺乏干部的問題，采取了以下的一些辦法：第一，開辦了許多一星期卒業的訓練班，把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進行工作。

第二，把上層領導機關的人員盡可能地分派下去，連技術人員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動員了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黨員，大批學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鄉去組織游擊隊，回到自己家鄉去組織游擊隊。如果他們把游擊隊組織起來無法指揮時，就交給八路軍指揮。

第四，召集一些可能召集的黨的工作人員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告訴他們工作方法，檢查他們的工作，交給他們任務，使我們各地方的工作人員能夠迅速成熟起來，能夠擔負當前的任務。

第五，大量發展黨員，并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各地方的黨部，首先建立各縣的縣委或地委，然后再來發展黨員建立支部。

因為我們從思想上、原則上、組織上解決了上述各種問題，所以全黨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計劃去進行工作，去應付激烈變化著的環境。所以，我們當時的發展是很快的，許多根據地很快建立起來，晉察冀邊區政府在太原失守后不久就成立了。在客觀形勢的飛躍發展中，我們的工作也飛躍發展了，沒有浪費一點時間。

后來，華北幾乎全部淪陷，國民黨軍隊大多數退走，并拋棄了很多武器資材。河北、察哈爾兩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的縣長、專員都逃走了，山東韓復榘的省政府和縣政府人員及其軍隊也逃走了，山西的舊派也大多數逃走了，而山西進步的新派就大為活躍起來。華北人民正決心準備自己起來救自己的時候，八路軍部隊和大批共產黨的工作人員深入到華北敵后，到處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密切地和人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黨員和八路軍、積極的抗日分子，拾起國民黨軍隊所拋棄的武器資材，到處組織了抗日游擊隊。一時，在廣大淪陷區中，我黨的、其他黨派的與無黨派的游擊隊，共有數百個。而這些游擊隊大都與八路軍有密切的聯系，有許多加入了八路軍。這樣八路軍在敵后就得到迅速的擴大，許多新的支隊編制起來了。八路軍就成為擁有十數萬人槍的強大集團軍，成為堅持華北抗戰的主力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