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研究

魏法譜:《論十大關系》的哲學思考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發表五十周年,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一次具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講話,史稱《論十大關系》(5月2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對十種關系作了進一步闡述),其要點講述了我國當時社會主義建設中需要解決的十種關系,也就是十種矛盾,它運用了馬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思想。它既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它既闡明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系列基本方針和政策,也提出了我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如何將十種關系處理好,如何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辦事,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為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論據。《論十大關系》充分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分析問題、思考問題,本文擬對《論十大關系》進行哲學分析,揭示其蘊含的哲學原理。

  一 《論十大關系》體現了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觀點。

  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從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原理中得出的最重要結論。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辯證的解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1](p801)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了全新的馬克思主義解釋,使其內涵升華,并用之來概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根本觀點。經過毛澤東的改造發展之后,“實事求是”上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范疇。

  《論十大關系》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根本觀點,對我國社會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出現的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系,進行了辯證的分析,并提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一系列方案,從而達到“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2](p23)“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2](p24)的目的。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毛澤東根據我國重工業基礎薄弱的現實狀況,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2](p24)他認為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還要適當的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2](p24)重工業還是為主,還是投資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毛澤東指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2](p25)針對在沿海工業發展上存在的不合乎事實的錯誤看法,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認為“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不說十年,就算五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等第五年打起來再搬家”。[2](p26)在重視沿海工業的同時,毛澤東根據沿海、內地工業分布的不平衡現狀,提出了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輕重工業的擴建和改建,過去已經作了一些,以后還要大大發展”。[2](p26)

  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毛澤東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2](p28)

  毛澤東闡述了這幾者需要實事求是的分別對待。工人方面,“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2](p28)“我們需要大力發展發揚他們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2](p29)農民方面,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承認了在糧食問題上犯過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2](p29)他認為“調查不夠,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點”。[2](p29)發現了錯誤就要實事求是地改正,“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里多了二百多億斤糧食”。[2](p29)對農民的政策就是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中央要發展工業,地方也要發展工業。就是中央直屬的工業,也還是要靠地方協助。至于農業和商業,更需要依靠地方。總之,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2](p31)“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由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和當地情況的特殊”。[2](p32)關于地方的獨立性方面,毛澤東強調,“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這種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不能叫做鬧獨立性”。[2](p33)

  在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上,毛澤東首先分析了我國的民族狀況的實際:“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2](p33)但是,“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2](p33)“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都做過貢獻。”[2](p33)“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制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2](p33-34)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強調:“我們無論對干部和人民群眾,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并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經常注意檢查。如果關系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不要只口里講。”[2](p34)“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2](p34)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2](p36)“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予不同的處理,是必要的”。[2](p37)同時,毛澤東指出“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有些沒有清查出來的還要繼續清查”。“要肯定現在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他們還在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所以,說反革命已經肅清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是不對的。只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斗爭,就永遠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對的”。[2](p37)同時,他提出了對待反革命的方針和政策,“今后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2](p37)并且他認為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2](p38)因而這樣的方針是正確的,是必須遵循的。在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態度上,毛澤東認為“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2](p39)

  在實行寬大政策的同時,毛澤東又強調,“鎮壓反革命還要做艱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會上的反革命還要繼續鎮壓外,必須把混在機關、學校、部隊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繼續清查出來。一定要分清敵我”。[2](p39)

  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是提的對的。這個口號的提出是基于這樣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2](p41)他批評了“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2](p41)的觀點,認為“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2](p41)因此,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學習方針:“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2](p41)他認為“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2](p41)同時,他批評了機械照搬的錯誤觀點,“一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后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2](p42)

  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也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標準。“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認為,“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2](p42)

  社會科學方面,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的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2](p42)自然科學上,毛澤東認為“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國外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2](p42)

  在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態度上,毛澤東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的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的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的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也不利”。[2](p43)

  二 《論十大關系》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的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認識和把握事物矛盾關系的基本法則。這一規律告訴人們,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矛盾雙方互相排斥、互相限制,又互相聯系、互相依賴,認識事物必須堅持“兩點論”、“兩分法”的基本原則。

  《論十大關系》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2](p44)對立統一的規律貫穿于《論十大關系》的各個方面,也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處理各種關系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堅持對立統一的規律,才能正確的處理這些關系。
毛澤東認為在重工業、內地工業、國防建設這三個方面,都存在著是否真想的問題。如果是真想發展重工業、內地工業、國防建設,就要相應的處理好這三者與其相關聯的輕工業和農業、沿海工業、經濟建設的關系,因為這二者之間都存在著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如果是真想要(發展重工業),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一些”。[2](p25)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的發展基礎更加穩固”。[2](p25)而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2](p25)因此,正確處理這三者的關系,“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2](p24)重工業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重要加重一點。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如果是真想(發展內地工業),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 [2](p26)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如果對原子彈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就要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如果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要發展國防建設,“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2](p27) “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2](p28)毛澤東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要使它(軍政費用)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不但會有很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2](p27)

  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要正確解決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他提出,“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同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2](p29)他強調,“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2](p30-31)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毛澤東認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樣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2](p31) “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憲法并沒有約束。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不能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獨立性,結果也不那么好。這種特殊和獨立性必須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特殊”。“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框得太死”。同時也要注意,“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2](p31-32)

  三 《論十大關系》體現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唯物主義歷史觀認為當生產力繼續發展、私有制消滅以后,階級就會像合乎規律的在歷史上產生一樣,也要合乎規律的消滅,國家也將伴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消亡。代表階級利益的政黨也不可避免的要消亡。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要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消滅私有制,最終消滅階級,實現鄉無產階級社會的過渡,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3](p365)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指出:“凡是在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他說:“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同時,他又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2](p35-36)

  《論十大關系》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重新學習《論十大關系》的基本精神,學習《論十大關系》所包含的哲學思想,有助于我們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關系,有利于指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作者:魏法譜   

來源:華中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韓樹英.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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