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研究黨史不要只恨幾個人
毛澤東一生多次講黨史，多次帶頭研究黨史。就如何研究黨史，1942年毛澤東專門從方法論角度寫了一篇《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文章。這篇文章對於我們今天研究黨的九十年歷史仍有現實意義。
（一）不把黨史搞清楚，就不能把現在的事情辦好。黨的歷史是黨的家譜，先輩們的奮鬥足跡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牢記先輩們奮鬥的成功經驗，我們在創業的道路上就越走越寬廣；吸取先輩們奮鬥的失誤、失敗的教訓，我們在創業的道路上就會少走彎路。不把昨天的事情搞清楚，就幹不好今天的事業。毛澤東說：“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是研究黨史的重要性和目的之一。研究黨史是為了黨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毛澤東說：“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黨史研究好了，才能制定出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毛澤東提出：“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二）用“古今中外法”研究黨史。黨的九十年歷史博大精深，黨，應世界大勢、中國大勢而生而為，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跡，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又一個“新時代”。把黨單純當做一個政治團體，把黨僅僅局限於自身的九十年；或就事論事，或狹隘片面研究黨史是錯誤的。毛澤東主張用“古今中外法”研究黨史。他解釋說：“‘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那麼，怎樣研究黨史的‘古今’呢？毛澤東指出：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說明問題，要有前面的歷史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身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一是，不研究辛亥革命發生時的國內國際的形勢，就不能說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不研究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就沒有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二是，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很大。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後兩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
所以，毛澤東說，不研究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就不能明瞭歷史的發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等，這就是“古今”。
“古今”法的啟示：
其一，研究黨史不能忘“古”。有兩“古”不能忘。對中國人來說，中國歷史不能忘。忘了祖宗的歷史，何談為中國人，更不配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不能忘就是要承繼五千年來民族優秀和有用的東西。對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說，黨史更不能忘。黨員忘記本黨的奮鬥史是不能繼續奮鬥的。所以，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用三個“永遠銘記”號召全黨，要永遠銘記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對於我們今天的事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其二，研究黨史重在“今”。俗話說，當事者迷。黨的早期領導人“迷”的不少，毛澤東也“迷”過，犯過嚴重錯誤。不“迷”必須“察今”。下功夫把世情、國情、黨情、民情搞清楚，否則搞不好“今”。“察今”始終是黨史研究的中心任務。其三，搞通“古今”，才能搞懂規律。不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史、興亡史搞清楚，我們就很難搞清共產黨的執政規律。不把社會主義發展史搞清楚，我們就把握不了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所以，我們要運用毛澤東的“古今”法，認真研究共產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這樣我們黨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那麼，怎樣研究黨史的“中外”呢？毛澤東說，研究中國反帝鬥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研究共產黨的鬥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這就叫“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於“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
“中外”法的啟示：其一，要用歷史眼光研究黨史。一是從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角度，研究我們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必然性；二是從黨的革命史、特別是建設史角度，研究我們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其二，要用世界眼光研究黨史。從世界看我們黨，黨成立本身及黨所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具有世界意義。從我們黨看世界。密切關注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準確把握時代主題，正確處理國際關係是我們黨成就偉業的重要保障。
毛澤東當時提議，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後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三）研究黨史必須全面，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在黨的歷史上，犯過嚴重錯誤、甚至致命錯誤而給黨的事業造成悲劇的領導人不少，怎樣對待犯錯誤的人和事，絕不是小問題。毛澤東堅決反對“無情打擊”和“徹底否定”。比如，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導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專門講了陳獨秀的功勞，他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比如，王明的“左”傾錯誤，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為王明做工作，動員大家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所以，毛澤東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
那麼，怎樣對待和研究黨史上犯錯誤的人和事呢？毛澤東講了三條：第一，要分析錯誤的性質。毛澤東舉例子說，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錯了，當國民黨實行叛變革命，我們還和它聯合，這就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九一八”之後，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這就犯了“左”傾錯誤。第二，要分析錯誤的客觀原因。毛澤東說：“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麼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第三，要分析錯誤的主觀原因。毛澤東說：只看到客觀原因是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
（四）研究黨史要以中國為中心，創造些新東西。研究黨史是為了黨更好地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回頭看是為了向前看。總回頭盯著“暗處”，永遠看不到光明；總回頭凝視“輝煌”，開拓不了新事業。研究黨史，不斷創新是黨的力量所在。毛澤東提出了研究黨史的三條原則。
第一，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為中心。研究黨史要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必須研究，但是要把它們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係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
第二，研究黨史要坐在中國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第三，研究黨史要創新理論。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中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