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黨員黨性觀中的真善美

    毛澤東同志所主張的黨員黨性含有階級性、人民性、科學性、紀律性等豐富內容，具有人民立場與科學態度相統一、階級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知與行相統一、主體性與自覺性相統一、革命性與先進性相統一、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紀律性和自主性相統一等眾多特點。然而，這並不表明毛澤東排斥真善美。毛澤東認為，人們歷來是講真善美的，“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惡醜”，“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共產黨人自然也不例外，應該追求真善美。毛澤東的黨員黨性觀就體現了共產黨人在服務人民的社會實踐中科學態度（真）、人民立場（善）、愉悅境界（美）的辯證統一。
　　思想來源
　　毛澤東黨員黨性觀中具有真善美相統一的特點，從其思想資源來看，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為主導、為主體批判吸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當然，其歷史資源有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真善美的積澱，其實踐基礎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真善美的奮鬥歷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真善美的統一性歷來為思想家們關注。儒家強調善和美的統一性，認為美以善為前提，是人格美。孔子講自己，“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既能遵循應然之規範，又可以自由自在地隨心所欲，善與美就一致了。孟子認為，美就是善的充實和發展，“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道家把真與美聯繫得更緊密些，推崇自然美與人格美之統一。
　　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與毛澤東早年求學密切相關，該院所在的嶽麓山山腳是儒家的書院，山腰是佛教的寺廟，山頂是道家的道觀，三教共處一山，這是毛澤東經常攜來百侶相遊的處所，對毛澤東早期人格觀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毛澤東一生的讀書生涯中，佛家的《壇經》、儒家的四書五經、道家的《莊子》都是他非常熟悉的經典。在西方的學術思想傳統之中，神學性宗教信仰和哲學性人文理趣截然分列，但在中國傳統之中，這兩者並非涇渭分明。受此影響，毛澤東早期從佛、儒、道吸收的真善美統一觀亦既是神學信仰層面的，又是哲學人文層面的。
　　毛澤東也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傳統中關於真善美的思想。1960年他在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時就說過，自己年輕時信過康德的哲學。康德主張的心物二元論（論真）、主觀道德律（論善）、形式內容二分觀（論美）在青年毛澤東思想中留下了印跡。1917年8月23日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毛澤東將“求真求美”並提。在批註19世紀末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著作《倫理學原理》中，他說：“吾人之種種活動，如著書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書之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振筆疾書，知有著書，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後其書大真誠，而非虛偽。”這裏他借著書一事表述了對真和美相統一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早期還閱讀過尼采、柏格森等西方非理性主義者和人生哲學家的著作。他早期的人格觀既受理性主義的影響，又有非理性主義的痕跡。完整的人格既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又是知、情、意的統一。這個特點對他的馬克思主義觀也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
　　但是後來，在自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使命的過程中，毛澤東從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以康德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走了出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中國和世界的“客觀環境逼得我同周圍的人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研究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立足於“現實的人”特別是階級社會中作為一切社會關係總和的人，立足於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社會實踐，追求理想性與現實性相統一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毛澤東真善美相統一的人格觀、黨性觀的理論基石，也是他據以批判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真善美之精華而加以創造性轉化的理論出發點。
　　毛澤東從自己融入其中的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出發，以以上思想資源為知識背景，堅持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有個人特色和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真善美相統一的黨員黨性觀。
　　主要內容
　　“真”就是合規律性，就是黨員黨性的科學性、真理性，就是要求每個黨員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價值觀，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定共產主義的科學信仰，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堅持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求真”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善”和“美”必須建立在“真”的基礎上，主觀真理來源於客觀真理。關於科學態度問題，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只有一切從實際出發，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在毛澤東的概念裏，“真”既是共產黨人的思想方法，又是共產黨人的做人準則，從這兩個方面通向善與美。
　　“善”就是合目的性，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大善。這種“善”是“無我”和“有我”的統一，是“小我”與“大我”的統一。毛澤東同志自己終生都在追求這種大善大愛，他也號召共產黨員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而“俯首甘為孺子牛”。這種“善”是歷史發展規律之“真”在共產黨人身上的反映，這種“善”的實現也內在要求共產黨人克服主觀主義而講究實事求是；一個共產黨人在這種既真且善的實踐之中，其個人人格和個人體驗也必然進入愉悅境界。關於人民立場問題，毛澤東1942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1947年，毛澤東又給中共佳縣縣委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毛澤東認為，立場也就是出發點。在毛澤東那裏，對人民的態度既是理性的認識，又是濃烈的情感，這種客觀認識和主觀體驗的統一使他的“善”同時洋溢著真和美。
　　“美”是個體的意象性體驗，是和諧而自由的快感，是黨員個體的愉悅境界。共產黨人黨性中的“美”就是在自願地遵循客觀規律、實現人民利益的過程中得到的一種和諧而自由的快感。從心理學上來說，就是共產黨人的自我實現，甚至有時近乎“巔峰體驗”。共產黨員在宣誓時就表達了堅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遵守自覺的紀律，如果他言行不一，假稱馬列，竊用黨的方便，只謀取一己之私，這種欺騙、虛假的德和行連普通人都不齒，自然是不真、不善、不美。毛澤東同志自己是言行一致的，他也號召黨員言行一致，與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假的、惡的、醜的東西作鬥爭。在徐特立、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王進喜身上就體現了共產黨人既崇高又平凡的人格之美，這種美是既真且善的。
　　共產黨人服務於人民利益的社會實踐是真善美相統一的客觀基礎。黨性作為價值，屬於思想範疇，其形成和內容都應該從唯物史觀的認識論得到解釋。毛澤東的認識論就是知行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社會實踐是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觀、客觀實現了辯證統一，也就是真善美實現了辯證統一。脫離、背離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實踐，那種“真”、那種“善”、那種“美”是不結果的花朵，甚至在階級社會中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不勞而獲階級的幫閒、幫腔、幫兇。共產黨人的真善美得之於人民群眾的勞動和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又回到自己融入其中的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之中。
　　在毛澤東的黨員黨性觀中，真善美的主體是作為人民大眾一部分的廣大共產黨員，而不是少數“精英人物”。就像提倡讓哲學進入千百萬人民之中一樣，毛澤東也把人民群眾與真善美聯繫起來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真實、最廣泛的真善美。
　　言行一致
　　知行統一、言行一致是毛澤東所推崇的品質，也是他真善美相統一的黨性觀的內在特性。毛澤東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就終生努力踐行真善美相統一的價值觀。他青年時期即追求“大本大源”，繼而推崇“自盡其性，自完其心”，“養乎吾身，樂乎吾心”，最後走向堅信馬列、獻身人民的道路。
　　改造中國與世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毛澤東真善美相統一的出發點、落腳點，而始終特別關注被剝削階級、被壓迫民族和被剝奪群體的利益，又是毛澤東情懷所系。賀子珍同志負氣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曾真誠地勸她留下來。他說自己平時不愛落淚，只有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窮苦老百姓哭；二是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離開；三是聽說賀子珍負了傷，要不行了。他像愛親人一樣愛人民。毛澤東所主張的黨性歷來強調共產黨人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和態度，把中國傳統中提倡的仁心慈懷與馬克思共產主義中的科學性統一起來，並在實踐中通過實現人民的利益而實現自我價值，達到“仁者心中始安”的愉悅境界。毛澤東同志對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的希望追求、喜怒哀樂都是感同身受的，這種意象性體驗富有人格審美意境。
　　在內心世界，特別是在對待家人家庭方面，毛澤東同志身上也反映了真正共產黨人的豐富而高尚的情懷，而這種情懷也散發出真善美的光芒，有時甚至在革命與家庭的矛盾、衝突中更具崇高性。共產黨人不是鐵石心腸，也有悲歡離合、哀婉愁苦、淒清感傷的生命體驗，但其黨性的存在卻使真正共產黨人同於常人又高於常人。1923年，毛澤東服從黨組織的安排，離開妻兒南下投入大革命給妻子楊開慧賦詩一首《賀新郎》：“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在這場景之中，其情之真、之善、之美昇華到革命事業和宇宙人生之壯美和諧之中。毛澤東同志在處理個人與家人、與朋友、與他人的關係時其黨性亦散發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真善美的人性芳香。
　　毛澤東同志的個性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高度融合，其內容既反映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沉澱的智慧、感情和意志，又來自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歷史背景中的奮鬥、追求。他既是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實實在在地設計人民爭取自由、解放、幸福的道路，又是非常地浪漫超脫，以詩人的瑰麗斟酌著過去、現在和未來，把現實主義的真、善與浪漫主義的美在個人融入其中的人民實踐中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