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康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四軍中領導地位

　　1929年6月8日，中國共產黨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白砂鎮早康村召開，史稱早康會議，又稱白砂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紅四軍黨內關於前委與軍委之爭加劇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最終，在時任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強烈堅持下，會議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從組織上保證了前委對紅四軍具有全面、集中的領導權，避免了黨的分裂，也確立了毛澤東在紅四軍中的領導地位。由此，早康會議也被稱作“古田會議前奏曲”。
　　1 1929年5月中旬，紅四軍結束了在贛南地區分兵組織和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割據的工作，集中在瑞金待命。這時，江西國民黨軍糾集了3個旅的兵力，分路向贛南地區惡狠狠地撲來。剛剛得到短暫休整的紅四軍又面臨著嚴峻的鬥爭形勢。
　　恰在此時，中央閩西臨時特委書記鄧子恢送來一份重要情報——閩西地區國民黨軍防務十分空虛。原來，蔣桂戰爭雖已接近尾聲，但擁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部與駐紮在粵東的桂系軍閥徐景唐部激戰正酣，駐守閩西龍岩的陳國輝旅追隨福建軍閥張貞入粵，參加粵桂戰爭，幫助陳濟棠討伐徐景唐。這樣，除了退守上杭城的郭鳳鳴殘部盧新銘旅外，閩西地區沒有國民黨軍正規部隊。
　　紅四軍前委當即決定主動撤離瑞金，避敵鋒芒，出擊閩西，配合閩西地區的黨組織和地方武裝，創造公開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
　　20日，紅四軍二度入閩，於23日一打龍岩，殲滅守城的陳國輝部1個營。為誘使陳國輝主力回援，紅四軍於當日撤出龍岩城，轉移到鄰近的永定縣一帶鄉村分兵發動群眾，肅清反動民團勢力。
　　逃到永福的龍岩潰軍一面向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和遠在廣東的陳國輝告急，一面糾集漳平等地的散兵遊勇和土劣民團組織的300餘人回竄龍岩城。
　　6月3日，紅四軍二打龍岩，趕跑了守敵劉烈波部。正在廣東參加軍閥混戰的陳國輝聽說老巢不保，極為震驚，立即率主力日夜兼程回援龍岩。盤踞在上杭城內的盧新銘也聞訊派出鐘銘清團進駐上杭東北的白砂鎮，企圖配合陳國輝部夾擊紅軍。
　　5日，紅四軍偵得敵情，毛澤東、朱德立即命令第3縱隊和紅59團撤出龍岩城，會同第2縱隊趕到大池集結，第1縱隊撤至大洋壩。這樣，紅四軍故意讓開一條通路，誘敵進入龍岩空城後，准備第三次攻打龍岩，以徹底消滅陳國輝部主力。
　　當天下午，毛澤東在大池召開了紅四軍幹部會。鑒於白砂是通往龍岩的咽喉要沖，會議決定在陳國輝部主力未到龍岩之前先打白砂，吃掉鐘銘清團，掃清進軍龍岩的障礙。
　　6月7日正值農曆五月初一，恰逢當地“扛菩薩”打蘸的民俗活動日，白砂守敵對紅軍的行動毫無知曉，疏於防備。
　　清晨，紅四軍第2、第3縱隊和軍部由大池出發，經吊鐘岩、小禾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白砂正面發起進攻。與此同時，紅59團為右翼，經蛟洋蘇家坡迂回南進撲向白砂；紅四軍第1縱隊為左翼，從溪口大洋壩出擊白砂。三路大軍對白砂形成了扇形包圍態勢，守敵措手不及，倉促應戰，在紅軍雷霆萬鈞的進攻下，很快就潰不成軍。
　　激戰1個多小時，白砂守敵1個團除團長鐘銘清率20餘人逃跑外，其餘被全殲。戰後，當地群眾傳誦著一首民謠：“五月裏來開禾花，紅軍開來打白砂；四周包圍無處走，殺得匪軍滿地爬。”
　　2 就在紅軍攻下白砂鎮的當天，距離白砂圩場10公裏處的早康村群眾也舉行了暴動。紅四軍前委和軍部機關隨即進駐早康。
　　8日上午，前委擴大會議在早康村東頭的嚴氏宗祠裏召開，議題就是解決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高級領導人之間日趨激烈的、關於前委與軍委的爭論。
　　前敵委員會是紅軍初創時期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其領導人和組織成員都是由中央指定的。紅四軍前委是1928年11月在井岡山根據地時按中共中央6月4日《中央對前委的指示信》的指示精神成立的，毛澤東任書記。而紅四軍軍委早在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後就成立了，毛澤東、陳毅先後擔任書記。前委成立後，朱德接替陳毅擔任軍委書記。作為紅四軍內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前委直接領導軍委的工作，負責管轄紅四軍各級黨組織兼及地方赤衛隊，並負有指導地方黨組織之責。
　　這一領導體制運行了兩個多月後，1929年1月，為打破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的第三次“會剿”，紅四軍主力撤離井岡山向贛南轉移。由於每日都在行軍作戰，與尾追之敵苦苦周旋，“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前委與軍委共存已屬多餘且不利於行動，因此在2月初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決定取消軍委。於是，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停止了活動。
　　事後，毛澤東向中央報告：“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當年9月1日，奉命前往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的陳毅也在書面報告中稱：“四軍出發贛南，前委在事實上隨軍走，所以只能管軍隊，至多達到某地作一點巡視地方黨的工作，同時軍隊每日行動均須決定，因此覺得軍委前委發生重複，遂將軍委停止職權，由前委直接指揮兩個團委，及特務營委及軍部特支，頗覺便利敏捷。”可見，紅四軍軍委的取消是在特定環境中為了應對瞬息萬變的軍事行動，避免領導機構的重疊臃腫，保證作戰指揮的快速高效，而采取的一種臨時性的措施。
　　到了5月，隨著贛南閩西根據地的蓬勃發展，紅四軍人數迅速增加，革命形勢也開始好轉，前委既要管軍隊，又要管地方工作，一時兼顧不過來，於是“前委臨時決定組織軍的最高黨委，成立了紅四軍臨時軍委”。也就是說，紅四軍軍委這一級黨的組織在停止活動3個多月後，又恢複了。前委同時還決定由前來向紅四軍傳達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二月來信”的中共中央巡視員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
　　然而，長期留學國外的劉安恭對紅軍發展的曆史和現狀缺乏了解，對紅四軍的領導體制與戰略戰術帶有明顯的偏見，試圖以蘇聯紅軍的模式來改造中國紅軍。他對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一些正確主張任意指責，甚至攻擊前委，散布不利於黨內團結的言論，削弱了軍隊中黨的領導作用。當上臨時軍委書記後，劉安恭便雷厲風行地主持召開了軍委會議，並做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3 下級怎麼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顯然，這是一個有悖於黨的組織原則的錯誤決定，最終引發了一場前委與軍委之爭，並進而促發了關於建軍原則的爭論。
　　5月底，毛澤東就曾在永定縣湖雷鎮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以厘清前委、軍委的工作範圍和職責。但由於當時戰事緊急，湖雷會議並沒有來得及解決問題。
　　6月1日，毛澤東在湖雷給中央發出了一封長信，除匯報軍委撤銷與恢複、劉安恭任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等情況外，還特意注明“黨內現發生些毛病，正在改進中”之語。此時，毛澤東已更為清醒地意識到，這場關於前委與軍委的爭論，涉及紅軍黨的領導方式、黨在軍隊裏的領導地位和作用、黨的領導機關與軍事機關的關系，其核心就是堅持個人領導還是黨的領導的問題，事關這支革命軍隊的前途和命運。如果聽任爭論蔓延，只能加劇黨內不同意見的對立，後果不堪設想，必須及早徹底澄清和解決。因此，白砂戰鬥剛剛結束，他便在早康村主持召開了紅四軍主要領導幹部和部分地方代表共41人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著重解決湖雷會議爭而未決的話題。
　　就在會議召開前的幾個小時，林彪突然派人飛馬給毛澤東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對紅四軍黨內爭論發表了個人意見，表示支持毛澤東。同時他又用“現在四軍裏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利用各種封建形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地攻擊別的同志”等過激的語言，對朱德進行含沙射影、歪曲事實的攻擊。
　　早康會議上，毛澤東公布了林彪的來信。信中那些“封建關系”“無形結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汙的行為”“陰謀”等超出當時紅四軍黨內領導集團政治生活常態的刺耳字眼，使大家感到無比震驚。隨後，毛澤東提交了一份事先准備好的辭職書面意見，列舉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主要問題，指出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後又要反對，且歸咎於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斠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對於黨以什麼方式領導紅四軍的問題，朱德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極端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並認為紅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
　　顯然，朱德與毛澤東的意見都強調了黨對軍隊的領導，表明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都有著共同的政治抱負和信念，為了共同的大目標而出生入死。因此發生在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並不是權力之爭，也不是路線之爭，更不是分裂之爭。但在具體的領導方式上，他們又的確存在分歧，甚至夾雜有個人意氣。朱德更強調黨支部的作用，堅持一切工作歸黨支部的原則，不贊同前委代替群眾組織和各級黨委的職權。
　　由於紅四軍的兩位最高領導人意見發生分歧，加上林彪那封信的推波助瀾、火上澆油，大家爭論得更加激烈。林彪強調他的那封信所提出的問題“專指軍委問題”，並指責朱德用手段拉攏部下，“希圖成立軍委以脫離前委之羈絆”。劉安恭也毫不示弱，繼續堅持成立軍委的主張，還以支持朱德的姿態，把紅四軍的黨分成兩派，甚至“提出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企圖以輪流坐莊的形式奪取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會議在這兩人的激化下，陷入了僵局。
　　打破僵局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毛澤東辭職，前委癱瘓；要麼撤銷臨時軍委，劉安恭下臺。最終，會議采取舉手表決的形式做出裁決。結果是以36票贊同、5票反對的絕對優勢，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一職自然被取消，並調任第2縱隊司令員，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亦改由前委委員李任予擔任，隨後又改由陳毅接任。
　　對早康會議的結果，毛澤東還是十分滿意的。他在6月14日寫給林彪的信中稱：“只要看四十一個人會議中三十六票對五票取消那少數同志們硬要成立軍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數人一定不會擁護他們的‘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革命’的主張了。”
　　早康會議平息了關於臨時軍委存廢問題的爭論，貫徹了毛澤東關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從組織措施上使前委的領導重新得到加強。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為糾正紅四軍黨內錯誤思想所作的一次努力和一次嘗試，雖然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各種錯誤傾向，卻是毛澤東正確的建黨建軍思想同錯誤思想正面交鋒後的一次勝利，在思想上、組織上和理論上為半年後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也為古田會議決議的最終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實踐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