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鄧小平為何不希望毛澤東落得史達林的結局？（2）
其實天下的真理都可以從個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據。在共產黨的內部具有如此慘痛經歷而又能重獲歷史之鑰的人，唯鄧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澤東和周恩來，今日如華國鋒和葉劍英，權力都在鄧小平之上，但他們全未體驗過他墜入社會底層時的種種酸甜苦辣，不可能對當日制度中的種種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劉少奇和彭德懷比 他還要慘，可是他們沒有重新獲得權力的機會，所以他們的所有感慨都祗不過成了身後的挽歌。從這個角度說，鄧是中共權力核心中空前絕後的人物，而徹底改革共產黨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產黨自己造就出來的。有些歷史學家稱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並且認定這是他的一貫精神。事實並非如此。鄧本人就多次講過他的錯誤，說他曾經支持了毛澤東的“反右派”和“大躍進”。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義色彩，鄧小平當然不會有那種狂熱的行為。但是，從個人情感的進程來看，鄧小平的傾向實用，是無法避免的。
比如他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頁。)，這話一定是發自肺腑的。落難中的鄧小平，已經太多地領略了“鴉雀無聲”的可怕。無聲的落日黃昏，無聲的鄉間小路，獨自一人無聲的散步，工人們望著他時的無聲的眼光，兒子離開他時無聲的淚，還有將他數次打倒時的那些沒有遭到任何反對之聲的決定……
他深知國家需要共產黨掌握領導權，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頁。)這種說法也一定有著痛楚的感受作為鋪墊。因為這種官僚主義的危害不僅牽涉到他本人，甚至還危害著他的孩子。小兒子淪落山西農村，祗在極罕有的機會裏才能父子相見。女兒還記得父親為兒子送行的那一天，傷感之情令他無法自制，“面色蒼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況還有長子樸方，因他的問題受到株連，黨籍學籍不保，批鬥致使胸以下全部癱瘓，在京郊一所救濟院裏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還能活動的雙手編紙簍來維持生活，雖終日高燒不斷亦不能停止勞作。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那個悲痛欲絕的夜晚，鄧小平夫婦至今難忘。
又比如他告誡他的聽眾：“要相信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說：“有的‘上政策’確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得到群眾擁護的。這些政策現在往往也受到指責，因為它不合統一口徑。”這話也一定包含著他對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於落難江湖，他對官場中的種種虛偽更加瞭解，而人世間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間。諸如一個工人在他勞動的時候幫助了他，一個婦女送給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藥，另外一位工人為他的兒子到處申訴和治病，幾個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經的小路修整平坦，這樣的一些事情讓他一家沒齒難忘。十年以後，當鄧小平八十歲生日的時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這些。女兒毛毛撰文說，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國人像“大海岸邊黃金一樣的沙粒”，“無論是巨浪，無論是泡沫，都永遠吞蝕不了，淹沒不掉”。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親情、友情、愛情這樣一類的情感，本是屬於普通人的，鄧小平如非落難，決不會有這麼深切的體驗。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諷刺黨的官員中間存在的虛偽貪鄙之風，並且痛切地發出黨的領導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後的幾年中把老百姓作為改革的基本力量——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鄧小平並不希望毛澤東落得斯大林的結局。他決心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裏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評了“兩個凡是”(鄧小平五次批評“兩個凡是”的時間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過，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行動是兩回事，就如同作為神的毛澤東和作為人的毛澤東是兩回事一樣。鄧小平不需要毛澤東的錯誤，但是他需要毛澤東的旗幟。他說：“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關於這一點，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頁。)。他的誠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評為背離了毛澤東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責為不能把中國徹底地從毛澤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鄧小平並不因為這些批評而改變他的既定方針，旁人處在他的位置，可能會首鼠兩端，左顧右盼，可是他這一輩子什麼陣勢沒見過？現在大權在握，再也用不著溫和謙恭，他逕自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