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交友之道

　　毛泽东曾经说过：“待朋友，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从其交友往事和轨迹中，不难感受到伟人的高尚情操和统战艺术。
　　登广告找到“三个半朋友”
　　1915年9月，22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毛泽东渐渐地感到，要彻底改造一个社会，一定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才行。他在致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于是，他化名“二十八画生”，在报上刊登一则向长沙各校征友的启事。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忆及此事：“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回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毛未明指，具体是谁无从得知）。那‘半’个回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
　　后来，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地我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几个朋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成立后，随即加入的会员有何叔衡、李维汉、熊瑾玎、陈昌、周世钊、熊光楚等九人。
　　农民朋友和绿林朋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开列的被通缉的197人名单中，毛泽东名列第九。不久，中共五大召开，总书记陈独秀的权威受到挑战。据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是去了湖南调查农民运动。”——当毛倡导农民运动时，自己已然身入其中，用他的话说，“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当选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瞿秋白曾要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又毅然表示，他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去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请求中央批准。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成功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山大王”，充分显现了他的统战才能。他以团结、信任的态度，与袁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与绿林交朋友，是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朋友的一个典范。毛泽东在袁王二人的帮助下，不仅创建巩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还学会了绿林游击战术，挫败了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围剿”和进攻。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念及袁文才和王佐（二人于1930年被错杀），亲自在山上接见了两人的遗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怀念，称赞袁、王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多次说：“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凡过去帮助过他的人，毛泽东总是找机会报答。如郭耿元，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时，曾掩护过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得知郭生活困难，在1954年给他寄了人民币200元。贺晓秋，早年和毛泽东参加韶山地区农民运动，为此，家里30多亩田丢了，为逃避反动势力的追捕，他带着老婆孩子流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给他写了信，后来得知他儿子贺凤生患病，还给他寄了300元钱作为治病费用。
　　与挚友李达之争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毛泽东认为，对朋友要真诚、坦诚。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即是很突出的实例。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挚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来武汉，曾多次与李达晤谈。
　　1956年夏，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下榻时，对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梅白问：“哪个？是不是李达同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李达第一次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激动地拥抱。李达开口：“主……主……”没有说出“主席”二字。毛泽东接上说：“你主……主什么？你是一大的中央宣传局主任，我以前叫过你主任没有？你过去一直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李达惭愧地说：“我一生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施耐庵的《水浒传》上，不是有个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一斧砍了胡适先生，一斧砍了张东荪，一斧砍了江亢虎。”还说，“你是理论战线上的鲁迅。你的《社会学大纲》，我佩服之至，批印发各个根据地。”
　　1958年9月，在一次晤谈中，李达同毛泽东为一个口号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
那一年，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口号。武大的实习学生看到这条标语，回校告诉李达。李达很生气，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这种讲法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毛泽东来到武汉，李达打电话给梅白，说“我要见润之”。不料，两人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发生了争执。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却不愿留下来。毛泽东只好叫梅白送李达回家，并说：“今天你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你以国计民生为重，我也这么主张，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
　　对这次争论，毛泽东后来自我批评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梅白转告李达，感激他的帮助，约他再谈。李达听了梅白转述的意见后，感动地说：“还是润之气量大，君子之过如同日月，其过也人皆有之，其更也，人皆喻之。”
　　另外，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还与柳亚子、郭沫若等成为诗词方面的挚友，并有许多唱和。
　　右派朋友
　　毛泽东有过一个讲话，他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样呢？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么！”
　　毛泽东与张治中是在重庆谈判中认识的。后来，他们来往频繁，彼此之间无拘无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958年9月，毛泽东请张治中随他一起视察大江南北。途中，谈到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笑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又说，“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社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就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张治中解释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贪污腐化，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两人各抒己见，畅谈感受。之后，张治中把每天的见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整理成册，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这表明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非常真诚的。
　　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外国朋友
　　毛泽东一生结识过不少外国友人，比如马海德、爱泼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莱等等，其中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关系尤为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
　　1972年年初，当得知斯诺卧病在床、生命垂危时，毛泽东亲自派周恩来和中国医护人员前往瑞士斯诺家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治疗和关怀。
　　毛泽东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亲切和不拘形式。
　　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位新华社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当他冒着酷暑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看到毛主席正给客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递去一条热毛巾，请这位远方来客擦汗。接着，毛泽东笑着对在座的人说：“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然后就劝胡志明把汗衫也索性脱掉。这时，记者才发现胡志明赤脚穿着越南有名的“抗战胶鞋”，被汗水浸湿的衬衫已经脱掉，只穿件汗衫。毛泽东一边给胡志明扇着扇子，一边说：“别客气了，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于是脱去汗衫，袒露着上身，与毛泽东开怀畅谈起来。
　　这情景使记者十分感动，不由想起印尼总统苏加诺在访华观感中谈到过的：同毛泽东相处，毫无拘束之感。像这样同毛泽东一见如故的外国领导人还有很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思、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