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建军节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上）

——1962年中美苏三国博弈及其总结

张文木

【作者按：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後内政外交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能力发挥极为杰出的一年。面对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面“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险恶环境，毛泽东同志举重若轻，敢於亮剑，也善於亮剑，用力不多，却有效地震退了周边所有明火执仗的反华势力，一举打开外交难局。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自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崛起，这必然再次招致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的围攻。因此，研究并总结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经验并从中体会和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下面的内容选自张文木新着《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第四节。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

全文目录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二、毛泽东东南明修“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三、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四、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五、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画更加悲观

六、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後果的基本总结

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

1959年至1961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粮食，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1030亿斤，低於1952年的水准；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1680万担；钢的生产1960年虽然达到1860万吨，比1957年的530万吨增加了1330吨，但到1961年很快下降到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60万吨。工农业经济困难加重了市场供应紧缺。粮食消费1957年全国人均406斤，1960年降为372斤，减少79斤。棉布、针织品的消费量也明显下降。吃、穿、用物资均感不足，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约30%。

1961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621亿元，比上年下降31％。其中，工业总产值1062亿元，比上年下降38.2％；农业总产值55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870万吨，比上年下降53.2％；煤，27800万吨，比上年下降30％；发电量，480亿度，比上年下降19.2％。粮食，14750万吨，比上年增长2.8％；棉花，80万吨，比上年下降24.7％；油料，181.4万吨，比上年下降6.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27.42亿元，比上年下降6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0.9亿元。

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略有好转。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50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920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584亿元，比上年增长6.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667万吨，比上年下降23.3％；煤，22000万吨，比上年下降20.9％；发电量，458亿度，比上年下降4.6％；粮食，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8.5％；棉花，75万吨，比上年下降6.2％；油料，200.3万吨，比上年增长10.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

更为严重的是，由於生活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在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

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画”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住地阅读《解放军报》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副总统尼克森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於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於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後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为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20日，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此後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住地阅读《解放军报》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副总统尼克森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於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磨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於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後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为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20日，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此後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

1959年赫鲁晓夫携夫人访美，戴礼帽者为美国总统艾森豪

外交方面，1962年，新中国周边也是险象环生。

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後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於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坎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间，苏联也利用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通过其驻在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到苏联境内。

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自4月气候好转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据中央指示，中国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治委员吕义山等组成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在拉萨指挥所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的西段指挥部。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二、毛泽东东南明修“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为了保障西线自卫战胜利，中共中央在东南台海一带增兵布防。毛泽东这一仅用於声东击西的军事调动立即使美国紧张，认为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1962年6月18日，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就“中共的军队调动”写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要求国务卿“严肃看待中共的意图”，认为“不能排除中共正为突然地竭尽全力地夺取金门或马祖，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做准备，大概使用他们在1958年所没有的装备”。同时报告认为这会再次加剧美蒋矛盾：

这次中共在金门和马祖对面的军事集结不仅使沿海岛屿本身的问题，而且也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图问题成为重点。一次美国与中国国民党利益的直接冲突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中共进攻，美国将面临来自蒋、他在东南亚的朋友以及他在美国这里的朋友的压力，他们要求美国参与保卫这些岛屿。这将立即要求对这种进攻是否是进攻福摩萨的起始行动的问题做出决定，正如在《福摩萨决议》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而蒋无疑会将各类意在表明是这样一种进攻的“情报”公布於众。

如果中共实际没有进攻，但制造了一种1958年式的政治—军事危机，局势祗是稍微好些。蒋的要求将会是紧迫的，而如果美国的支持不是随要随到的，这些要求无疑将会变得公开而刺耳。

中共有重要的动机去恶化美国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这样做。另一方面，蒋一直把使美国参与重新征服大陆作为其优先考虑的目标之一。一旦中共就位了，蒋可能挑起一次进攻，或以其他方式采取主动为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种局势。

因此，一旦北平的军队完全就位，主动权就似乎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或者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如果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或干预性的行动以扞卫美国的利益，那麽，似乎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这种行动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现在回头来看，毛泽东布兵东南祗是为西南军事斗争准备而作的“虚晃”动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尔斯曼的报告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致电驻台“大使”，“尽早约见”蒋介石，提醒他：“中共军队在福建大规模集结的迹象”，这便“存在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中共意欲对一些岛屿发动全面进攻”；同时也要求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以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发表的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藉口”。

大陆在东南福建省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使美国风声鹤唳，各部门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始终也搞不清中共的意图。

为此，6月20日，白宫召开会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怒火冲冲，“声明里透着对情报机构的轻蔑”。麦克纳马拉说“我们要着手弄情报；没有情报”，他“暗示中央情报局工作干得很糟”。

6月21日，中情局邀请艾森豪，听取这位前总统对“中共在福建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一事的判断。艾森豪将军推测这次集结是对国民党宣传的反应。艾氏以专家的口吻告诉麦肯局长：“中共军队在福建省的布阵情况将会表明，他们是想进攻还是防守。防守的阵形应该是沿海岸分布开来，而预备队呈扇形在後方梯次展开。进攻阵形则是在目标附近大量集结部队。”艾氏还介绍了他当年任职时对台政策及1958年台海冲突中的一些做法。当天（6月21日）代理国务卿鲍尔致电肯尼迪总统提出“建议采取的与中共军事集结有关的外交行动”，其中第一条就是“暗示”苏联驻美大使勃雷宁，“假如苏联人或中共对有关中国国民党准备入侵大陆的谣传感到不安，美国目前情况下无意於支持这样一种行动”；向他们强调“中国国民党已经同意，不经完全协商和美国方面的事先同意，不会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以让苏联和中国大陆放心。还是在当天（6月21日），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致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表示美国对大陆军事调动“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出任何有关美国保卫沿海岛屿的坚定的决定都是明显不利的”。同一天（6月21日），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写信给政治事务副国务卿马济进一步提出：“我们认识到，有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一项寻求中华民国政府最终自愿从沿海岛屿撤离的政策。”

6月22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召见英国大使，告诉他美国“不清楚中共在福建的军事集结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希望英国人帮忙“尽快告知北平”，“有关中华民国政府计划进攻大陆的传闻，美国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意於支持这样一种进攻”。当天（6月22日），美驻香港总领事馆致电国务院提出分析报告，认为中共大陆的军事调动有四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中都有两种结果，其结论不知所云。

6月23日，美国与中国华沙谈判代表卡伯特向王炳南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再看到一场世界大战，他甚至向王炳南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6月2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英国并与英国首相会谈，腊斯克首先谈到中国在台湾对面的军事集结，同时“他可以向英国保证，北平知道美国不会允许进攻大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言词激烈”的批评，麦克米伦说他“简直不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他说他不知道美国的“长远政策是什麽”。麦克米伦认为“这是以任何逻辑都无法辩解的”。他说“北平政权显然代表中国”，美国竟让“一个来自台湾的家伙”坐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上。

当天（6月24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同时也以此测试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底线。

腊斯克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似乎吃到了“定心丸”，这时他又想与中国拉近关系。6月25日，美英双方继续会谈，腊斯克说，“北平当局播出了一篇文章，将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说成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也为美国的情报及对大陆中国空军部署情况分析报告所证实。接着腊斯克话锋一转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大陆进行食品援助。他说“我们并没有预见食品如何能从外部对中国的总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但“不管怎样，我们并不排除参与某种一般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则读不出6月24日中国新华社文章的内含，以至就在腊斯克在英国想如何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当天（6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在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就使用核武器做好准备”。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6月28日，美国国务院致驻台“使馆”，让他们转告蒋介石美国总统的“强烈愿望”，“即美国和台湾政府在此时避免显示出正在计画攻打大陆的迹象，是至关重要的”。

7月2日，赫鲁晓夫发表讲演，强烈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挑衅，称中国人民将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决支持。

7月4日，美国驻台“大使”柯克致电国务院称已将肯尼迪的想法转告蒋介石，蒋已“保证台湾不会首先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动任何反对大陆的行动”，当问及赫鲁晓夫的讲话时，蒋坚持认为“苏联不会进行干涉”。第二天（7月5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柯克，说“下午要去住院，近期不会出来，所以想就7月4日的会谈再作一些补充”。他向肯尼迪再次表态：“他不会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而只会更密切的同美国合作”，并使他的政策与美国的协调一致。他说：肯尼迪总统公务繁忙，他“保证不会再给总统增添新的问题”。

三、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进入7月份後，中国西南边界冲突日益升级，中国备战日急。

7月5日，印军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7月7日和11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於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毛泽东认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於打。”

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在东南方向大造声势，搅得美国与蒋介石当局鸡飞狗跳，矛盾升级。

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在阳明山会谈，台湾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长”沈昌焕、“新闻局长”沈剑虹等。这次蒋介石在会谈一开始就对美方强烈不满。柯克先介绍说：“中共军队在福建沿海的部署似已完成。这些军队的力量大大强於1962年6月以前部署的那些军队。我们认为中共的目的在於防御，但不能排除进攻的可能性。”

这话本身就包含了对蒋反攻计划的埋怨。柯克接着含蓄地批评蒋当局“没有可靠及时的情报”，这使“肯尼迪总统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

蒋介石立即反唇相讥说：“除非针对大陆采取行动，否则很难有美国政府所要求的那种‘过硬’的情报。国民政府还有许多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告诉美方，美方也不会承认它们的价值。许多情报来源建立在口头协议的基础上。在发起行动之前，不能让人知道、看见或是摸清这些情报来源。”

柯克说：“美国政府仍然希望行动最好限制在小规模空降范围内。”蒋回应说：“此事以後再说。”蒋对美国充满“怨恨”以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他说：

美国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人民和军队的感情的重要性。大陆人民的愿望极其强烈，不能无限制地拒绝他们。他们渴望解放，特别是在美国的援助下。美国可以一时压制住这种感情但不会太久。美国政府可以公开宣称国民政府返回大陆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却承担起阻止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的责任。这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最终，任何政府要保持对局势的控制都是非常困难的。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但当形势发生变化时，就必须重新考虑条约。

柯克说：蒋提出的有关条约问题，已经超出了大使的职权范围。如果对条款不满意，也许可以由台湾的“大使”在华盛顿提出来。蒋介石立即反驳说：

谈及条约是因为柯克大使提出了条约的事。修改或取消条约是一回事，而让世界知道国民政府受条约所限不能自由行动又是一回事。这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且引起了怨恨。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的暴动，美国可以说这是内部事务。而事实上，美国人是让人知道在条约的限制下，台湾政府不能擅自进攻大陆。

柯克解释说，“肯尼迪总统还要担负繁重的世界性责任。就像蒋总统要对他的人民负责一样，肯尼迪总统也要对中国人民负责。1954年的条约规定，双方必须一致行动。”蒋介石立即回敬说：

总统所需要做的事祗有一件：宣布国民政府反攻大陆完全是内部事务。这样的声明即使不能阻止也将削弱苏联的公开参与。他重申他保证不会采取违反条款的行动，但他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国民政府对它的人民尽责而又不违反条约条款。美国政府必须拿出这样的解决办法。

柯克以为蒋介石想向美国要军火支援，说：“美国还要对北约的盟国和其他地方负责。秘密向台湾运送轰炸机和登陆艇是不可能的。这种行动将被看作是侵略行为。”蒋介石针锋相对且火药味十足地回敬道：

他并没有设想要这些装备。他想的是希望台湾和美国之间能够达成更广泛的谅解。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应是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正在成为中共的朋友却束缚其盟国的手脚。美国不应该让中国人民认为，美国不能区分敌友。美国甚至阻止国民政府用它自己的钱购买美国的出口物资。这实际上是对国民政府的禁运。他不知道是否对敌人也进行了禁运。

9月8日，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根据1948年前後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明确告诉泰勒：“万一大陆出现动乱，赫鲁晓夫也不会帮助毛，因为他们彼此间的仇怨颇深；即使共产党在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被推翻，苏联也不会进行干预。”

泰勒在回国後於9月20日起草的档中称：“如果不能坦率地向总司令表明我们的意图是什麽，而不是支持他反攻大陆，那麽我们大概在为我们自己积累麻烦。”

 

柯克（Alan Goodrich Kirk）是美国海军上将，曾任驻苏联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