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視野下的毛澤東

  建國前,國外記者對毛澤東的介紹

  國外學者對毛澤東生平的評介也呈現出層層遞進、不斷深入、逐漸客觀的特點。

  建國前,以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為代表,一批西方記者衝破國民黨的封鎖,通過實地採訪,對毛澤東的形象進行了勾畫,或真實,或片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因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或反面宣傳而被扭曲的毛澤東形象。

  在這些西方記者的眼裏,毛澤東舉止隨和,談吐老練,願意同遠道而來的客人交往。這位手不釋煙的湖南人把與記者們的會見,安排在充滿鄉土氣息的黃土窯洞裏。通常,他們的談話從晚間開始進行,直到次日淩晨兩三點鐘。當疲乏至極的記者心滿意足地離開時,發現毛澤東仍然精神抖擻。毛澤東給他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在西方記者的報導中,毛澤東是那個時代的傳奇人物。

  真正將毛澤東生平業績進行較深入研究和剖析,並作出較為深刻評述的是斯諾。他也是深入中國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位西方新聞記者。

  斯諾不僅僅對毛澤東個人生平作一般的敘述,而且將毛澤東個人的生平置於歷史維度中,按時序分六個階段進行考察。他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分析道: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斯諾還對毛澤東作了這樣的評價和預見: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如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毛澤東作出評述的意義,不僅僅澄清了事實,更重要的是他開創了外國學者評述毛澤東的先河,在材料、方法上提供了可供依據的藍本,這種影響是至深至遠的。

  1945130日,英國《新聞時事報》發表斯坦因寫的《毛澤東朱德會見記》一文,記述了他幾次訪問中對毛澤東的印象。他說,在我同毛澤東談話的三十小時當中,通過所有我所訪問過的幾百個共產黨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開始瞭解毛澤東先生所享有的信任與愛戴了。“他幾乎羞怯的謙遜與自然的熱誠,反映著對於別人的人性尊嚴的深深敬重,以及對人的學習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斷地讓負責的工作者們所牢記的基本意識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國外出版一大批研究毛的著作

  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外在密切關注新中國的發展和社會動向時,也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於毛澤東,試圖通過毛澤東來研究中國的發展動態及其走向。在一定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名字與新中國連在一起,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的生平業績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在他們眼裏,毛澤東是中國最富影響力的偉人,這位偉人的經歷、思想,都成為他們關心的重點。

  這一時期,國外出版了一大批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對毛澤東的思想水準業績的研究較前更為豐滿、深入和全面。

  1961年,英國學者羅伯特•佩恩說:1949年時,毛澤東還是一個不廣為世人所知的人物,而12年後他已聞名世界。歷史上從未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這樣統治如此眾多的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起源的瞭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變得如此迫切。

  日本的毛澤東研究代表性的人物竹內實在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毛澤東的詩詞與人生》。在他看來,毛澤東“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一位詩人”,他甚至認為,“與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千古絕唱相比,毛澤東的詩詞毫不遜色。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詩人。”這本書當時在日本引起較大反響,改變了日本人既往對毛澤東及其中國共產黨的膚淺看法,表明毛澤東不僅是一個革命領袖,還是一位富有浪漫氣質的詩人和文化功底深厚的學者。他後來回憶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給予他終生的印象:“我注意到他渾身沉浸在沉靜的氣氛中。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說,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由此他得出結論:“毛澤東與其說是革命家,毋寧說是一個讀書人。”

  1969年,日本學者中西功在其著作《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提出:“毛澤東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才幹,尤其他是一個軍事天才,像在中國這樣一直以武裝鬥爭形式為主的革命中,他確實是最為有用的人才。他在30年的革命過程中,竭盡一切努力,作出了許多獨創性的貢獻。他締造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毛澤東傳記作品,是國外毛澤東研究著名學者斯圖加特•施拉姆所著的《毛澤東》。該書出版時,正值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外國學者把這場運動理解成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施拉姆在深入研究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後,認為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直接目的是為推行自己的政策,更深刻的考慮是培養接班人,反對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試圖建立一種天生能預防官僚主義的新型黨組織。

  通過分析,施拉姆對毛澤東作出基本的評價: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更是一個獨具理論思維的思想家。在《毛澤東》一書的序言中,施拉姆寫道:“今日之中國是經過半個世紀革命之後而誕生的,而這場革命的方向實質上是由既是理論家又是活動家的毛澤東決定的。”在施拉姆看來,“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毛澤東將徹底改造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旨在將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他決心使‘新中國’、‘人民的中國’在國際上恢復其應有的地位,即居於首位。”

  改革開放後的研究著作

  毛澤東逝世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進入外國學者所謂的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國內大量檔案材料的不斷披露,為外國學者開展毛澤東研究提供了條件。這一時期,國外陸續產生了多部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著作。

  其中,影響最大的著作是羅斯•特裏爾的《毛澤東傳》。作者認為,“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於統一了中國”,“毛澤東不但把極其衰敗和亂如一盤散沙的中國合為一體,同時,毛澤東也恢復了中國人的自信。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毛澤東傳奇般的生平事蹟更甚於他的理論創造活動。”

  在特裏爾看來,“毛澤東的一生用一種模式是難以概括的”,因為他是“一個既是猛虎又是狡猾的猴子的人”,毛澤東決不是一種,而至少是五種類型的人的綜合:他是農民運動領袖,發起了全國的暴動;他是軍事指揮家;他是豪放不羈的浪漫主義詩人;他是哲學家,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東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機構中的政治領袖。

  特裏爾致力於將毛澤東塑造成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把毛澤東的生平事業描繪成一幅充滿衝突和傳奇色彩的歷史畫卷,他對毛澤東的評述是富有吸引力和渲染力的。同時,他竭力回避敏感的政治問題,沒有對一些重大問題作深層次的理性探討,所以在評述時必然顯得缺乏理論高度。

  進入新世紀以來,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生平業績研究的視域發生了新的變化,愈加走向深入、客觀和歷史地研究毛澤東,對毛澤東本人進行結論性的評述逐漸淡化,而將研究視角更多地聚焦於原始文獻資料的研判,展開專題研究和分析,規避了施拉姆所說的偉人傳記因新材料的不斷披露變得沒有價值的問題。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毛澤東生平研究著作是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副教授麗貝卡•卡爾的《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世界中的中國簡史》一書。在麗貝卡看來,20世紀,不僅中國在世界上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毛澤東也在其間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毛澤東是個地道的中國人,但同時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終生不渝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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