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1）

12月9日　

同王稼祥致電賀龍、關向應、李井泉等，指出：晉西南新舊軍已起武裝沖突，晉西北武裝沖突亦可能發生。我們意見，李井泉立即離開大青山支隊，到晉西北加強政治領導。在晉西北組織軍政委員會，統一地方黨和軍隊的領導，由李任主席。

同日　

同王稼祥再致電八路軍總部、第一二○師、第一二九師、晉西獨立支隊等，補充說明對晉西事變的估計和我們的方針。關于對晉西事變的估計，電報指出：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其目的在向我們示威，取得我們讓步，以便他能確實掌握晉西南、晉西北兩區，壓倒新派與我們力量，以準備實行投降時的比較有利陣地”。但目前閻本人“對實行投降與公開反共，似尚未下最后決心”。“整個說來，現時局是布置投降的時期，未至實行投降的時期。”“晉西南、晉西北兩區為華北與西北間之樞紐，必須掌握在抗戰派手里，決不能讓投降派勝利，否則是很危險的。”關于我們的方針，電報指出：“堅決反擊閻之進攻，力爭抗戰派的勝利。”應利用閻尚未至下最后投降決心時機，應利用舊派內部的矛盾。“估計到新軍可能打些敗仗，發生叛變，并要準備打些敗仗與一部分叛變。”“新軍中、政權中、犧盟中的統一與決心第一要緊，一切真正不穩分子，必須開除出去。”

同日　

為延安世界語協會題詞：“我還是這一句話：如果以世界語為形式，而載之以真正國際主義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語是可以學的，是應該學的。”

同日　

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延安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并發表講話。他說：“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一二九運動發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達了陜北之時。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時，一二九運動也幫助了紅軍。這兩件事的結合，就幫助了全民抗戰的發動，幫助了中華民族，增進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運動中共產黨起了骨干的作用。沒有共產黨作骨干，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是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其次是紅軍到了陜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運動；再次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如果知識分子跟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結合起來，就是說，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起來，那末，事情就好辦了。拿破侖說，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但是，要是沒有鐵做的毛瑟槍，這個筆桿子也是無用的。你們有了筆桿子，再加一條毛瑟槍，根據拿破侖的說法，那末，你們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槍了。有了這，什么帝國主義也不怕，什么頑固分子也不怕。”“總之，一二九運動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12月12日　

關于鞏固山西決死隊第四縱隊的方針，同王稼祥復電中共晉西北區委書記趙林，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政治委員羅貴波等，指出：“你們對鞏固四縱隊的方針是根本妥當的，望堅決執行之”。“如果你們能夠不失時機而方法又很恰當又很適宜地去鞏固四縱隊，則晉西北陣地就基本上鞏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裝沖突，又能鞏固四縱隊”。“你們是否經常與雷任民、續范亭〔1〕二人接頭。他們辦法較多，你們要多同他們商量、討論。要使雷任民能夠直接指揮四縱隊，號召四縱隊的黨員及新派團結在雷任民的周圍，沒有領導中心是不能勝利的”。

〔1〕雷任民，當時任山西決死隊第四縱隊政治委員。續范亭，當時任山西新軍暫編第一師師長。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聽取艾思奇關于準備陜甘寧邊區文代會報告內容的介紹。艾思奇在介紹中說：新文化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特殊地說是三民主義的文化，還有無產階級徹底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化。毛澤東發言指出：我認為不提三民主義文化為好，因為三民主義的本質就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有兩派，一派是徹底的民主主義，一派是不徹底的民主主義。以提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為好，即徹底的民主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早已中國化了。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的東西，中國有特殊情況，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國化。邊區的教育方針應該是民主主義的，應該宣傳當前民主主義的任務，同時又宣傳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因此，學校也不能只教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而忽視當前實際任務。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號為好：民族化（包括舊形式），民主化（包括統一戰線），科學化（包括各種科學），大眾化（魯迅提出的口號，我們需要的）。

12月20日　

為慶祝斯大林六十誕辰，在《新中華報》發表《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慶祝斯大林，這不是一件應景的事情。慶祝斯大林，這就是說，擁護他，擁護他的事業，擁護社會主義的勝利，擁護他給人類指示的方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領袖，社會主義的人民，社會主義的思想家、政治家、勞動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們的事業，沒有他們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這篇文章編入《毛澤東選集》。

12月21日　

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將在一九四○年出版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學習白求恩》一文，指出：“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篇文章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紀念白求恩》。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陜甘寧邊區黨委、陜甘寧邊區政府等聯合舉行的慶祝斯大林六十誕辰大會，并講話。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